这段剿匪战斗生活，虽然只有两个月，但十分艰苦、紧张，同时也感到愉快。例如在生活上因后勤部门有时粮、油、盐供应不上，按纪律又不许向群众购买粮食，因此经常缺粮断油断盐，同志们只好买老南瓜充饥。又如我们是住在匪窝里，时刻都要提防着土匪的袭击，夜晚住在地主大门口，后山老林中的要道口都安了岗哨。开始一个人在山林里放哨，虽然手上有武器，但心里还是很害怕，有时听到一点响动，身不由己就打起哆嗦，后来才慢慢锻炼出来，听到可疑的脚步声，立即卧倒，子弹上膛，同时大喊一声“口令”。通过发动群众侦察敌情，了解顽匪多半是利用夜晚出来活动。小分队决定，干脆也来个针锋相对，夜晚出击。于是三天两头，一到掌灯时，小分队就出发了，穿老林、攀悬崖、摸山洞，每次少则十几里，多则几十里，直到第二天天亮时才回驻地。这样一来，使土匪闻风丧胆，纷纷向小分队缴枪投诚。我也学到了一些摸夜路攀悬崖走老林的本领。我们小分队的十名老战士，个个都象《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都是久经战场的英雄好汉，处处关怀照顾着我们这两个小知识青年，摸山洞擒土匪时总是他们冲在最前面，夜晚出击，总叫我两人走在队伍中间，有时在深山老林里听到野猪豹子的啸声，总为我们壮胆、防护。在他们身上，我不但学到了许多战斗经验，还学到了不少优良的作风和光荣的传统，亲身感受到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和友情，使我在战斗中成长，因此觉得生活很愉快，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战斗在大别山下的“南泥湾”1950年夏，部队一面在大别山继续剿匪反霸，一面开展生产自救，解决吃粮困难。文工团奉命开往大别山下的“南泥湾”——麻城郊区，参加部队大生产。具体任务是完成百亩水稻田的车水抗旱和薅秧除草任务。这对我们这一群从未手拿锄耙的小青年来说，又是一次艰苦的考验。例如抗旱要用水车，还记得我们初上水车时，两脚怎么也不听使唤，水车上几个脚踏板一转动，不是两脚踩空，连人掉下水车去，就是被脚踏板打在小腿的迎面骨上，疼得直流泪。后来经过不知多少次的苦楚和锻炼，终于在水车上操作自如。再说下田薅秧吧，开始真叫人心惊胆颤，因为这里田里的蚂蝗特别多，下田不一会，脚背上就爬上好几条蚂蝗，打也打不掉，拍也拍不下，一道道鲜血就顺着脚跟往下流，真是无法对付。后来请教当地群众，才知道用烟袋油防蚂蝗的办法，有的还用旧绑腿把脚杆绑紧，用这种双保险的方法，我们再不怕蚂蝗咬了。

    这次大生产中，我们还经历了一次同大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考验。一天，突然暴雨袭来，山洪暴发，我们驻地是一座祠堂，恰处河边低洼地，周围数里之内又无一户群众，眼看洪水猛涨，不一会就冲进大门，淹没了天井院和两边厢房，全团同志退到大殿上，但洪水无情，步步紧逼，一直把我们逼上大殿的屋檐上，眼看着洪水继续朝上涨，水中一条条长蛇乱窜，一群群老鼠在垂死挣扎，团里的领导和老同志一方面为大家壮胆，一方面指挥同志们向屋顶撤退。但同志们都明白，如果洪水上了屋顶，那情况将不堪设想了。就在这万分危难之际，离我们数里远的群众，架着木船救出了我们。当时那种军民鱼水之情，那种绝路逢生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千里巡回大别山

    从1950年夏季完成大生产任务后，我们文工团又转入大别山剿匪战场，除了在原驻地文家祠堂(后迁到黄州城)作一些短暂的休整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巡迥在大别山各剿匪部队营地，进行慰问演出。我们曾攀越大界岭，历险天堂寨，足迹踏遍大别山，歌声传到长江岸，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岁月，磨练着我们这群部队文艺战士：舞台上下，营地内外，多少难忘的往事，映在我们这群“鄂公”的校友心中，这里记载的仅仅是巡回演出中一些生活和工作的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