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二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学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往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种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看非中央红军部队经由的地区。我们从金沙江渡口穿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头山，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攀登了一番，然后骑着骡子和马从群山中穿行，以感受一下红军旅途中筋疲力尽的情景。在翻越雪山时正值五月底。小路穿过莽莽雪原，伸向可怕的草地。那里与帕斯钦达耳一样，有多少人滑人了无底的泥淖，并把伸手拉他的人也拖了下去，一道去见阎王。

　　此次的行程为七千四百英里，在大路和小径上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旅行，历时两个半月。随后又不断地进行了采访。我们于一九八四年秋又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

　　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

　　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帮”属于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