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战略地位又一次凸现在世人面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民族实业也西迁入川，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由宜昌转运东下军队110万人，西上入川的机关、学校、工厂内迁人员及难民达150万人，中转旅客29万人，上驶转入川江的轮船105艘，抢运至重庆的各类物资125万吨”（《宜昌市交通志》，1992年宜昌市交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此外，宜昌港在这一时期还完成军运物资31.98万吨（据《宜昌港史》，1990年武汉出版社出版）。进而，宜昌成为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

　　宜昌战略地位的凸现，引起日军的极大关注。日军对宜昌实施了疯狂的轰炸。1940年4月30日发动了“宜昌作战”（中方称为“枣宜会战”），致使宜昌于1940年6月12日沦陷。为把宜昌作为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对“因击败企图夺回宜昌而聚集的敌人，组织有利的消耗战”；进而“切断内地和武汉周围与中原及长江南北交通”；引诱蒋介石投降，以“支援政治谋略的成功”，日本天皇裕仁下达了“确保宜昌”的旨意。从此宜昌便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宜昌陷落，震惊重庆。战后日方曾这样评论：“中日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总统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不容宜昌落入敌手，试图夺回宜昌，以解后顾之忧，于是调兵遣将，反攻宜昌，但未得手（《宜昌抗战纪实》，1995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日军占领宜昌期间，为加紧对我军的攻势，以消灭我江南的野战军，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于1943年5月组织10万兵力、上百架飞机，发动了鄂西会战。这次会战，是中国八年抗战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是继枣宜会战之后中日军队在鄂西地区的又一大战，也是抗战期间全国40几个著名战役之一。蒋介石称这次会战之关键的“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出处同上）。此次会战，东起湘北华容，西止西陵峡口石牌，历时一个多月，毙伤日军官兵25718人、军马1384匹，毁灭日机15架、汽车75辆、船舶122只、仓库5所。其他俘虏人马、械弹、器材、公文无算（出处同上），终以我三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日军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尤其是日军第十三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所谓甲种精锐部队，经过鄂西会战元气大伤，不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而被日本大本营取消其原调往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军的命令。至此，日军再无能力对鄂西及大西南发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正因为武汉失守后宜昌战略地位的凸现，使宜昌成为日军与我军争夺的焦点，因此，宜昌在抗日战争中遭到空前的毁灭性的破坏。据战后对宜昌全县的统计，日军在宜昌虐杀致死致伤187224人，损失农村私房51686间、公房316栋、耕牛12158头、粮食506785石、农具217931件。全县损失值现银2321亿元（《宜昌县志》，1993年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宜昌这座鄂西重镇遭受的破坏更为集中而又惨重。

　　宜昌沦陷前，日军从1938年初至1940年6月，对宜昌城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形成了三次高潮。1938年1月至6月，即国民政府部分机关在武汉停留后西迁重庆至武汉会战前夕，为第一次轰炸高潮。《民国大事日志》记载民国廿七年（1938年）一月廿四日“敌军二十四架初次袭击宜昌”。对此，1938年1月25日的《大公报》作了报道：“敌机十二架廿四日早十时二十分首次侵袭宜昌，江中落弹数枚，泊于江内船只仅受波动，其他无恙，敌机于郊外监狱附近投弹十余枚，死平民四十余人，震倒房屋数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旧影》，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宜昌市文史资料》也记载这天上午10时，日机9架第一次飞临宜昌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