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大队群众会上，临清市委派来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大家：“前些日子，上级拨下6000斤粮食，因为南边几个村子灾情重，都拨给他们了。至于说什么8万斤救济粮，那是没影儿的事。”这一说，大家才明白了。

    有的社员找到玉兰，道歉说：“玉兰哪，你受冤了。”

    玉兰还是那句话：“咱们要相信党。”

吕玉兰和青年人谈心，右一为大队妇联主任邱秀梅，右二为知识青年许爱国。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什么单衣棉衣、布鞋雨鞋、袜子手套，可说应有尽有。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往自己身上试着穿。这个说：“这件俺穿着正合体。”那个说：“这件像给俺做的。”整个院子，活像开了个估衣店，站满了试衣服的干部。东一件，西一件，摊得满地都是。

    玉兰从外边走进院里，望着这情景，还以为他们是往下分配呢，就说：“还没研究哩，怎么就分开啦？”

    话音没落，一个队干部冲着她说：“玉兰，你穿鞋子费，特意给你留了两双皮鞋，可好哩！就在那个纸盒子里，你试试。”

    他这么一说，玉兰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对那个纸盒，看都没看一眼，立即大声说：“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贫下中农。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玉兰这一说，尽管有些人不大满意，可他们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服，又放回去了。

    玉兰不仅严格自律，而且要求家属和亲友，也做到这样。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有一回，玉兰父亲见树林里叶子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来，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向父亲问明了情况，非让他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从此，玉兰父亲再也没有到集体树林里捡过一枝一叶。

    “赔本干部”，这是父母给玉兰起的“雅号”。几十年间，玉兰当干部，从来不陪吃陪喝，不但没有从中沾一点便宜，反而往里贴东西：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1966年3月，《邢台日报》曾以《赔得合算 赔得值实》为题，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那是一个初春的日子，临清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后天就要集合了。去参加会议，来回坐车要花钱，会上吃饭要花钱，也无可非议，可玉兰不愿这么做。从1955年当干部后，从来没有因为外出，拿过队里一分钱，不是用自己的一点日常积蓄，就是让家里变卖点鸡蛋什么的。

    可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鸡还没下蛋，手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玉兰坐在堂屋里，两眼望着门外出神。忽然，她看到两只叫着往外跑的羊羔，便对母亲说：“娘，给俺只小羊，卖几个钱，作路费吧！”

    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当干部，老是出门开会，也不能光自个儿掏路费！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3窝小猪又给你赔进去了。一个旧套子，你也送到收购站换了钱。今儿，你又要算计这两只小羊，办不到！”

    “叫你当干部，哪能‘赔了夫人又折兵’！”父亲更不满意，“从你当干部，家里的事不问一句，自留地不看一眼。说声出门，自行车的气儿给你打好了。说声吃饭，碗给你端上了。全家人，都跟着你忙活。这样干下去，啥都得赔进去。”

    玉兰笑了笑：“俺不早说过，俺能做点工作，爹娘给了很大的支持吗？你们叫俺‘赔本干部’，为革命，把人都搭上了，几只小猪小羊，还有啥舍不得的？”

    父母听着她说得是这么回事，不吭声了。第二天，父母就把羊羔拉到街上卖了，把钱给了女儿。

    玉兰的亲戚告诉我，玉兰在家很受“宠”，她要干啥，父亲就答应她干啥。就拿养母猪来说，她父亲开始不愿养，她就在家“闹事”，天天嚷嚷，弄得父母也拿她没办法，只得依她。母猪买回来了，她又顾不上喂，还得由母亲去饲养。为了支持她当干部，家里人可没少费劲。

    后来，每当有人喊玉兰“赔本干部”时，她总是微微一笑。她觉得，自己搭上几个钱，对工作有利，对集体有利，赔得合算，赔得值得。

    玉兰每次因公外出回来，都向父母交账，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进行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慢慢地，父母对她“贴钱”当干部，由不理解变成了支持。过去叫她“赔本干部”，是怀着一种不满的心情；后来叫“赔本干部”，却换成了一种赞赏的口吻。

    如今，在东留善固人的心目中，“赔本干部”已成为一种光荣的称号，反映着公而忘私的美德。

    “玉兰的‘赔本干部’思想，影响了俺们村的几代干部。”许多老干部告诉我，当年在玉兰“当干部要甘于吃亏”的思想影响下，东留善固的干部们纷纷以争当“赔本干部”为荣，干了许多“赔本”的事：村干部们外出开会，从不上队里领取出差补助；上级来了人，该谁接待谁接待，都是领到自己家里吃饭，从不到公家领补助费……

甘当赔本干部的吕玉兰，内心充满了喜悦。

    贾俊刚告诉我：“那时，大队干部到县上和公社开会，别的村再穷，干部都下馆子，就俺们东留善固干部，从来没下过馆子，都是自带干粮，向人家要碗水喝。有一回，俺跟玉兰到县上开会，开玩笑说，‘玉兰，弄一顿儿吧！’玉兰说，‘不沾！不沾！’多少年来，玉兰也没和俺们下过一回馆子。玉兰常给俺们说，当干部，除了带头干，除了吃亏，还有啥说的？她还说，东留善固穷，不当干部，也照常挨饿，把咱村搞好了，全国都好起来了，咱们再享福，也不晚。再说，当年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为咱们打天下，许多人连命都搭上了。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家里牺牲了6口亲人。咱们下点力、吃点亏，这还算什么？玉兰那会儿说的话，如今实现了，全村人均收入成千上万元，老干部每月都拿补助，吃亏变成了享福。”

    “东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说是玉兰用甘于吃苦、吃亏、吃屈的‘三吃’精神换来的。”贾俊刚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