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山关鸟瞰（贵州图片库供图）

    自1934年12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黎平，到1935年4月主力红军从黔西南渡北盘江离开贵州，中国工农红军实现了从处处受制于人完全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积极与敌人周旋并最终实现胜利的转变，正如毛泽东在为《忆秦娥·娄山关》作注时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转，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充分的调查研究无疑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助力。毛泽东认为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许多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

    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有关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迅速攻占桐梓，并相继攻克娄山关、遵义等地，接连的胜利使得红军上下士气高涨，高层指战员求战心切，在此背景下召开了党史上著名的苟坝会议。3月10日，张闻天召集红军高层指战员20余人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大多数人表示支持攻打打鼓新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遵义战役胜利后需要再打几个胜仗为在川黔边开创新局面作准备，二是情报显示打鼓新场驻军仅有一个师而且战斗力低下。而毛泽东却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会上讨论激烈，最终举手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议。

    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是有原因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不打固守之敌”，尽管此时红军士气高涨，但是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处于明显劣势，如若久攻不下，周边敌人一旦支援，红军便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而较少为人所知的原因则来源于“地方上的同志”的深入调查。据文献记载，毛泽东在苟坝会议召开之前，见了几位“地方上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这些“地方上的同志”就包括卢志英和山登铭。卢志英是毕节专员公署总务科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任上对薛岳、王家烈的驻防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了解，并且受组织委托对打鼓新场周边的驻防和地形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另外，卢还多次去昆明，对滇军的情况也多有了解。山登铭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颇有威望，在得知红军是“干人”（穷人）的队伍，是解放劳苦大众的队伍后，对红军颇为认可。某日山登铭在乡里与壮丁闲谈时，得知打鼓新场有大量国民党军，立即委托族人和亲友去打鼓新场证实，之后便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在得到“地方上的同志”传来的信息后，刘伯承随即派侦察员对消息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结果是打鼓新场有黔军两个师，且防御工事极其坚固。毛泽东在苟坝会议结束当晚找到周恩来和朱德，在说服二人之后，第二天一早开会说服了其他同志，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转而三渡赤水。

    放弃打鼓新场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多月前发生在青杠坡的惨烈战斗。1月28日，离开遵义打算北渡长江的红军在青杠坡遇到川军郭勋祺部的阻击，由于情报失误，误认为敌人只有4个团（实际有8个团），加之对郭勋祺部战力的误判，红军在青杠坡付出了3000多人伤亡的代价仍旧没能取得胜利，最终在敌人的围堵下被迫放弃北渡长江，转而一渡赤水。从一渡赤水的被迫转移到三渡赤水时的主动调动敌人，充分调查研究获得的准确信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的关键是密切联系群众

    毛泽东指出，深入调查研究的关键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点在红军打破敌人的负面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多为偏远山区，当地群众大多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加之反动宣传对红军的污名化和妖魔化，群众最初对红军是有疑虑和恐惧的。红军干部通过深入了解群众疾苦，采用简洁且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结合红军严明的纪律和打土豪分浮财的实际行动，短时间内快速赢得了本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本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是红军在长征中不断胜利的基础。

    第一，深入调查再作宣传动员。红军进入贵州后，随时对所在地区群众生活状况和受压迫情况进行调查。有了对地方生活的深入了解，宣传内容才能与群众产生共鸣，获得群众的认可。如红军途中散发的传单《出路在哪里》是基于对民生困苦的深入调查写成，分析了工农生活困苦的根源是阶级压迫，进而号召人们拥护红军。另一传单《告工农劳苦群众书》针对群众诉求进行调研，介绍了红军的性质，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反抗压迫。

    第二，用老百姓的话讲道理。红军所经过的地区群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因此，红军的宣传多以口号和标语的形式进行，且内容尽量简洁易懂，如“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替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加入红军为土地、自由而战！”等等。这些标语用词简洁，易于理解，且加入了一些当地人的口头语如“干人”等，更加接地气，结合红军所到之处均深入群众进行口头宣传解释工作，渐渐增进了群众对红军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