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王会悟

    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无论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石库门举行，还是后来转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续会，都有一位幕后功臣，作出了独特贡献。她就是“一大”代表李达夫人、嘉兴籍女子——王会悟。

    她是知识武装的革命者

    王会悟于1898年7月8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她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王会悟6岁就开始接受父亲的文化启蒙教育。1914年，她到嘉兴女子师范学校读书，4年后又到湖州湖郡女塾攻读英语，这使她逐渐成长为一名用知识武装的新女性。

    王会悟正是拥有了知识，才被乌镇籍同乡、著名作家茅盾安排进入上海，被介绍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加入了陈独秀创办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光荣地成为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之一，走上了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道路。

    在上海，王会悟认识了当时全国学联总会的留日代表——李达。她敬佩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并志趣相近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在1920年的下半年，他俩在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婚礼。也正是与李达的结合，使王会悟有机会参与“一大”，对“一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大”之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参与创办过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解放初期，王会悟在政务院（后改名为国务院）做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回顾王会悟的一生，一是深感学习知识的重要，是知识改变了她命运，让她走上了革命道路。二是革命理想的重要，是坚定的革命意志，让她为我们党的事业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

    她是会务工作的落实者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显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全国有58名党员，有国内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共8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建党会议，筹备工作自然就由当时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负责。

    由于工作繁多，忙不过来，李达就把许多具体工作如选择开会地址、安排外地代表住宿以及寄发会议通知信件等交给妻子王会悟去做。据王会悟后来回忆，为了选好会址，还动了不少脑筋。刚开始选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曾还想到去自己的老家乌镇开会，但李达感到，乌镇毕竟是一个小地方，一下子来了十多个陌生人，尤其还有外国人，很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就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通过反复实地察看，成为选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书城家最为合适。之所以是最为理想会址，因为这里的主人李书城是个“大官”，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不易被人怀疑；这里人称“李公馆”，上下有两层，前后两个门，进出比较方便；当时李书城正好携家眷在外地度假，只有他的弟弟、“一大”代表李汉俊一个人住在这里；等等。

    选好开会地址以后，王会悟又马上为代表们的住宿想尽办法。她感到博文女校离会址很近，又这时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就去找曾熟识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了该校楼上三间教室供外地代表们居住。她还把教室打扫干净，又买了芦席铺地，以当床铺。
由此可见，王会悟不仅是会务工作的筹划者，更是一位落实者，承担了大量会务准备工作，为“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后勤保障基础。

    她是整个会议的安保者

    为了保证大会顺利进行，王会悟在整个会议期间，担任了安全保卫工作。上海人习惯从后门进出，她关紧前门，守在后门外，望风放哨。

    会议的前几天开得比较顺利，但到了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等内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据说，那晚王会悟还是与以往一样，全视贯注地观察周围动静。当会议正要继续举行，一个陌生人突然借故闯入这座房子，王会悟不让他上楼，并立即上楼报告。

    此事引起了大家警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提议紧急散会。于是，大多数与会者很快撤离了会场。散会后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其中几个巡捕冲进家里进行盘问与搜查。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幸好王会悟报警及时，才让代表得以及时疏散。

    同样，在南湖游船续会时，王会悟则打扮成歌女模样，手里拿着把纸扇，坐在船头，密切地注视着周围情况。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开始唱家乡小调，以提醒代表们。为了万无一失，掩人耳目，上船时她还特意带来了一副麻将放在会议桌中间，并跟代表们约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她就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装作正在打麻将的样子。

    王会悟的这些表现，既书写了她为“一大”安全保卫工作的尽心尽职，也反映了她的的淡定、从容、机智和勇敢，被誉作“‘一大’卫士”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