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及根据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谱写了沉重而辉煌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历史选择了朱德为中共抗日领袖，凸显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与贡献。

    一、危难时局：历史选择朱德 朱德肩负使命

    1、国共联合抗日及朱德挂帅的历史背景

    1936年12月12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于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有积极意义的，是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府。朱德在发言中说：在目前的形势下要争取各党各派到抗日方面来，应抓紧组织与动员工作，同时，还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就是要准备打，应特别注意巩固抗日阵线的团结并多方加强这一力量。

    1937年1月日，朱德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名义对记者明确：“现在红军对苏区邻近的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1月2日，朱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明确主张：“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全国联合抗日空前提高了蒋介石的地位，而在中共方面，则是空前提高了朱德的地位。朱德原来作为红军总司令，其地位的合法性限于中共中央，对民国政府来说不具有合法性地位。在中共中央，朱德是进入政治局的军人。由于当时处于以军事运动为核心的活动状态，因此，朱德客观上也成为中共中央核心的政治人物之一。西安事变后，中共逐步演变为被民国政府认可的合法政党。

    6月22日，中共明确电告蒋介石：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边无指挥机关实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去。当时中共领袖中最能够得到承认的代表人物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而且就当时在全国的知名度而言，以朱德从辛亥革命以来的资历，在朝野两方面，“朱毛红军”的影响极大。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个名义问题，同时也巩固了朱德在中共的主要核心领袖之一的实际地位和在红军中至高无上地位，也就是说，到了这时候，朱德是中共和红军不可动摇和被取代的军事领袖人物。

    2、朱德为中共抗日领袖的形成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4日，朱德为红军写下了抗日誓词：“……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7月15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的谈话。 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23日到达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直接指挥红军以及前线作战。

    朱德这次上前线指挥作战，不仅身居军事决策者和最高军事指挥者的地位，又是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书记，因此，作为政治局委员的他，同时也兼具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最高领袖的延安后方和以朱德为最高领袖的前方两个部分，延安是政治后方，前线是军事前方，政治后方具有最高军事决策权和批准权，军事前线拥有军事决策权和最高指挥权并掌握了中共武装主力。这种政治领袖与军事领袖集于一身的权力，为朱德发挥军事、政治才华提供了条件，使他充分展现出了全面的领袖素养和卓越的领导能力，由于要跟国军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合作，也展现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朱德利用这一地位和权力，为中共及其武装的发展实现了最关键的转折。通过积极抗日和地方政权的建设，不仅打开了中共在华北的局面，而且壮大了八路军，为中共武装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共及其武装立于不败之地。

    “八•七”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烧到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南京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难以避免，便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至此，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高潮的到来，为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8月9日，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到了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这以后，蒋介石先后签发了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东路军总指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被民国政府承认为中共抗日领袖也随之形成。

    3、朱德的抗日总体战军事战略思想

    对日战争，朱德显示出卓越的军事学修养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从战略到战术提出了一整套理论。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比森，回答他提出的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他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援助就行了，那他是打错了算盘。那他是不明白，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抗战。

    在战略上，朱德的核心是总体战，不仅认为日本侵华具有总体战特点，而且认为中国更必须要用总体战策略才能战胜日本。

    1937年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会议上，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在战略上抗战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到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实际上，朱德这是从总体战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军事策略，把战争分为正面防御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基本战术，分析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进行纵深作战的主张，困敌于城市和交通线予以消耗。

    1938年初，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部分章节，整部著作的单行本则到该年11月才出版，但可见《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卓越的军事学著作应该是在1938年初以前就开始形成并逐步完成的。在这部著作里，朱德从总体战出发，既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抗战军事思想，又站在中共和八路军的角度阐述了一系列军事原则，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游击战争，涉及到了广泛的战略、战术层面。朱德是从总体战角度，建立了一套反侵略的总体战理论，从战略到战术解决了应该如何进行持久的总体战问题。可以认为，这部著作是朱德军事思想特别是关于他的游击战争思想及其战术的代表作，是中国近现代一本出色的军事学著作。

    二、挥戈前线：指挥华北抗日 开创抗日战绩

    1、部署战役打击日军气焰，灵活机动展开游击战争

    受任与国难当头之际，奉命于民族危难之间，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和民族的重托，朱德率八路军于1937年8—9月挥师抗日战场。在北进途中，朱德一边繁忙地处理着来往的电文，一边冷静地观察着华北时局，一边缜密地思考着作战方案。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太吕、恒山中条等4座山脉环绕周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华北锁钥”之称，是华北的天然堡垒。而控制山西之重镇，北部有忻口为其屏障，外有娘子关、平型关、雁门关等内长城隘口连接环卫。中国军队如能守住这一战略地带，就可以确保山西，威胁平津日军侧背。日军为确保对平津地区的占领，解除侧背之忧，图谋进一步南侵，也力求控制山西。

    9月21日，朱德到达太原同阎锡山会谈，经过周密探讨，双方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作战的重点放在平型关。待敌人向平型关进攻时，阎军从正面出击，八路军则从平型关侧面击之，两军配合以求共同歼灭日军。

    朱德在五台山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对平型关战斗做出部署，他与彭德怀向115师师长林彪及副师长聂荣臻发出了作战指令。

    平型关阻击战如期取得胜利，这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共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勇气，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平型关大捷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进攻山西的日军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并在雁门关、平型关一带遭受惨重打击后，于1937年10月，日军板垣师团集中飞机、重炮、战车，大举进攻忻口，企图突破晋西北防线。

    第二战区在晋北忻口地区组织了忻口防御作战。忻口战役的兵力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军，中路军由卫立煌指挥，在忻口正面组织防御；左翼军由杨爱源指挥，威胁日军左翼；右翼军由朱德指挥，威胁日军右翼；还有一部分预备军，由傅作义指挥。八路军115师和120师分别在右翼和左翼地区参与作战，作侧面配合，129师作机动待命出征。

    忻口会战期间，朱德指挥八路军不断在侧后频繁出击、袭击、骚扰日军的后方和运输线，使日军的弹药、汽油运不上去，大炮没炮弹，坦克开不动，断粮挨饿，阻止了日军前线进攻步伐。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嘉奖，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 

    忻口战役历时21天，日军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07万人。这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所以此战作为国共合作的典型战例载入史册。

    忻口会战后，国民党军队退至太原，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朱德纵观华北战势和山西时局，及时对八路军各部作出指示和部署。11月11日，朱德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除深入晋东北、晋西北群众工作，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外，应以一切努力发动和组织晋东、晋西群众，建立根据地，组织游击战，努力扩大本身，同时准备随时阻扰、截止、侧击敌人，以配合主力作战。

    石拐会议后，八路军各部在山西一带实行战略展开。朱德命令各部在各自的工作区域内，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政治上，着重宣传《抗日救国十大刚领》；在经济上，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并没收汉奸、大地主的土地；在军事上，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并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不断消灭敌军小部，兴奋友军。

    八路军从出师东进起，到粉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在华北抗日前线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局面。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巩固的战争后方和前进的战略基地。作为华北游击战争骨干和支柱的八路军，队伍不断扩大，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2、挂帅东路军凝聚军心，团结友军维护统一战线

    1938年2月中旬，朱德赴临汾土门参加第二战区军事会议，会晤阎锡山、卫立煌等，就蒋介石关于第一、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的命令，共同制订作战计划。他们决定南路军为中央集团，由国民党部队组成，由卫立煌指挥，主要集结活动于晋南地区；西路军为左翼集团，以原晋绥军为主，由阎锡山指挥，主要集结活动于晋西地区；东路军为右翼集团，由朱德指挥，以八路军115师、129师以及国民党的部分部队组成。东路军成为战区的主要兵力，而且分布最广。会议上决定，由阎锡山、卫立煌拨出所属军队7个半师归朱德指挥。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中共将领指挥国军的情况。

    东路军所处位置正是日军由平汉路西攻晋南的战略要冲，是作战最紧张的地带。从安全着想，延安认为年已52岁的朱德不宜再担此重任。因此，中央和毛泽东都建议由彭德怀前去指挥，朱德在后方较妥。但是，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锡山、卫立煌坚持要朱德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一职，认为晋东局势非朱德不能驾驭。为国为民，年过半百的朱德毅然担起重任。他致电延安：晋东局势目前仍十分紧急，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我决心与彭德怀同志一起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

    在这阶段，朱德对日军完全实施的是运动游击战策略，所指挥的东路军获得了明显的军事效果，改变了西北战局，化解了日军对西北的进攻。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升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这一职务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历史上担任过的国民革命军的最高职务，是国民政府标准的上将军衔军职。这一职务的任命，说明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承认了朱德的抗日成就和对国军的指挥。

    朱德旋即更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战略意识，于3月10日率领自己的总部和东路军主力，令人吃惊地大胆东进太行山，完成对河北、河南日军的重大战略威慑。为了坚定所指挥的国军将领的信心，朱德批准了刘伯承提出的响堂铺伏击战，在对作战计划作了仔细推敲后，指名让徐向前具体指挥，亲自带了一批国军将校到战斗前线观摩。徐向前干净利落地削减了日军18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令现场观摩的国军将校十分感叹。朱德之所以罕见地搞一次实战观摩，是因为国军不熟悉运动游击战，他希望手下的国军将校能够学会打这种他们原来不会的仗。更重要的是，朱德要让国军认识到太行山根据地不只属于八路军，而是属于整个第二战区的，是八路军和国军在朱德的指挥下共同开辟的，以此凝聚军心，维护统一战线。

    3、反两次九路围攻，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八路军129师、115师等部在正太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上连续打击侵入晋南的日军，给敌后方补给线造成严重威胁。4月4日，日军华北方面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敌军实施“广大地开展，压缩地歼灭”作战方针，调集3万以上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史称“第一次九路围攻”。日军南自邯长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普路、东自平汉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妄图把八路军主力和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在晋东南东北部地区。

    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朱德、彭德怀决定在集中八路军主力的基础上，动员第二战区有关部队协同作战。各级党组织、抗日政府、民众团体和游击队纷纷行动起来，誓死抗敌。朱德、彭德怀命令八路军129师和115师，由辽县以南转移到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129师另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在内线牵制，袭扰和疲惫日军。其他各部队以及山西新军、国民党军等部，按预定部署阻击正面进攻的日军，为转至外线的部队创造战机。同时，令晋察冀军区和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同蒲、正太铁路出击，牵制日军，配合晋东南反围攻作战。

    这次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战斗历时26天，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将敌人全部赶出了晋东南。这是晋东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关键一仗，对巩固和扩大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住脚，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