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郑律成参加八路军武工队》

    摘自唐平铸《太行山上的歌声》—发表在《作曲家郑律成》一书中

    我对《延安颂》一曲的作者郑律成同志慕名已久，但是和他相识，却是在1942年粉碎日寇5月“扫荡”不久，他从延安来到太行山根据地的时候。

    那时，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记得有一次，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在驻地山西辽县麻田镇召开干部会议，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中休息的时候，罗主任说：“请我们的音乐家郑律成同志唱个歌好不好？”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只见一个青年人红着脸走到会议桌前，轻声地说：“我还够不上一个音乐家，只是喜爱音乐。最近，我谱写了一个根据地军民大生产的曲子，试唱一下，请大家批评指正。”他唱的歌子，在我听来，既有朝鲜的异国情趣，又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歌色彩。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激情，那起伏的旋律，好像把人们带到崇山峻岭的太行山巅，听那狂风的呼啸和滚滚的漳河流水声。他一唱完，很快就被大家的掌声所包围。他无法拒绝同志们高呼“再来一个”的好意，又接二连三地唱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等歌。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为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而感到自豪。

    我第一次见到郑律成同志时，看去他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儿，面庞清瘦，穿着一身粗布的八路军军服，打着绑腿，扎着皮带，显得很有精神。他的中国话讲得流利，但发音带些朝鲜话的腔调。

    当时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的朝鲜同志，有一百几十个人。他们一部分是原来在我军工作的，另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区域来的，还有些是从日本占领区跑过来或战斗中俘虏来的。他们的政治组织是朝鲜独立同盟，军事组织是朝鲜义勇队。此外，还开办了朝鲜军政干部学校，训练来自敌占区的朝鲜男女青年。郑律成同志是同盟和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军政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肩上的担子很沉重，整天忙个不停。因为这些朝鲜人中，情况比较复杂，思想问题很多，还发现过敌人派进的特务。所以既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又要很慎重地对他们进行审查。在敌人进犯的时候，还要率领他们转移和作战。

    当时，领导上指定我在工作上和朝鲜同志联系。有一天，我去到他们驻地—离麻田镇只有八九里地的污黩村一带，传达野政《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为了把华北变成它的“圣战基地”，一方面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时，在其占领区和我游击区进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敌占区人民以巩固其反动殖民统治。针对这一情况，我军除了以主力继续和前来“扫荡”的敌人作战以外，另抽出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若干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有利条件下，还寻机打击和消灭敌人。

    朝鲜同志听了传达以后，非常兴奋，表示要和八路军一道，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他们有许多人会讲日本话，对日本侵略军的情况比较熟悉，正好运用这些特长去参加这项活动。

    大约在1943年的秋天，郑律成同志参加了武工队，到山西、河北交界的元氏、赞皇一带活动。我没有和他随行，后来他多次谈起他那次所受的教育和锻炼，说是“终身难忘”。最近，我从他的爱人丁雪松同志那里，看到他写的一个剧本，还是以他那次参加武工队的斗争经历为基础写出来的。

    郑律成同志告诉我，他那次参加八路军的武工队，里面有三个朝鲜人，一个日本人。他们深入敌占区，多在夜间活动，每到一地，就用石灰、锅灰调水在墙壁、电线杆和大树上用中朝日文涂写标语，张贴人民政府布告，散发宣传品，教儿童唱革命歌曲。到了深夜，三五人一组，对敌伪炮楼喊话。有一次，他们过平汉线，通过伪军关系，约好双方在铁路附近打几枪，并把鸡血洒在地上，欺骗鬼子，掩护武工队安全过路。

    那时敌特活动很猖獗，武工队的活动有时被敌人发觉，险些遭到敌人的伏击。郑律成同志和八路军武工队的干部经过研究，发现某村一个卖中草药的人形迹可疑，后来确证是敌人安的一个点。郑律成同志亲自带领几个战士，把那个家伙抓住了，还从他口里了解到附近一个庙里的和尚，也是敌特。通过武工队终于把这些特务搞掉了。

    有一次，他们在行军途中和敌人遭遇。有个为郑律成同志临时当公务员的小战士，负伤被敌人抓走。通过关系了解到，这个战士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定，鬼子要把他押到上面去。他们打听到鬼子押送的时间和路线，在中途截住，这个机灵的小战士趁混乱跑了回来。当时根据地正在搞“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小鬼回到原单位，有人怀疑他有问题，要他“老实交代”。后来这个部队的干部找到了郑律成同志，为这个战士写了证明。郑律成同志几次和我谈到这个小战士的名字和他的事迹，可惜事隔几十年，我已经记不清了。

    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和连续几年的灾荒，敌后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常说“小米加步枪”，但是，那时只有逢年过节会餐的时候，才能吃到小米，平时吃的都是玉米、黑豆、红高粱，加上一些野菜，煮成糊糊，缺油少盐，难得一饱。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朝鲜同志也积极响应了党中央这个号召，开展生产运动。

    朝鲜同志很能吃苦耐劳。他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开了许多荒地，种了玉米、谷子和土豆、南瓜、西红柿、辣椒、白菜、豆角等。郑律成同志除了参加集体生产以外，还在自己门前种了一小片菜地。收获后三成归己，七成交公。他笑着对我说：“我钓上鱼交公，1斤可以顶10斤菜。”

    再一个困难是冬季的棉衣。公家发给每人3斤羊毛，自己纺线织毛衣。发下的羊毛又脏又臭，上面夹着许多泥土和羊粪蛋。先拿到河里一遍一遍洗干净，晒干后用柳条抽打，使之松软。捻羊毛线可是一项技术活儿。用一根筷子插在一块萝卜或土豆上，手一捻动筷子头，得噜得噜地转起来，用手慢慢拉着羊毛，线就捻出来了。开始，大家笨手笨脚，捻的线有松有紧，有粗有细，捻几天就捻得不错了。在把羊毛线织成毛衣时，朝鲜女同志可大显身手了。她们当织毛衣训练班的教员，手把手地教男同志怎样起头，怎样打上下针，怎样开领，织袜子后跟等全套手艺。到了冬天，大家穿上自己手织的毛衣，感到格外的温暖和舒适。

    朝鲜同志搞生产的门道可多哩！他们在驻地开商店、理发店、医务所，组织长途运输。所得盈利补助组织的经费，并分一部分给个人。朝鲜女同志也参加长途运输，她们头顶上百斤的粮袋，简直像玩杂技似的，每经过一地，引起人们的鼓掌喝彩。郑律成同志工作忙，身体又不大好，组织上不让他参加长途运输等重体力活，以到伙房做饭、喂猪、割草、打柴等项代替。

    郑律成同志不仅在政治上很坚强，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生活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物质条件再困难，他总是带领大家搞得热热火火的。

    有一次，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晚了，郑律成同志让我留下，住在他那里。他住的是一间小小的房子，土炕占去了房子的一多半。炕上放着一床单薄的黄色军被，和一个当枕头用的小包袱。用白纸糊住的小窗子旁边，有一个砖头垒起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书报和文具。地上还堆了许多鱼网、绳子和鱼钩等物。我好奇地问他：“你还搞鱼吗？”他笑着说：“吃罢晚饭到清漳河钓鱼去，改善改善生活。”饭后，他领我走到河边。先在沿岸石头缝里捉了一些小蛤蟆，一个个穿刺在一条十几丈长的绳子系着的许多鱼钩上。他把绳子的一端，绑上石头，自己蹚到齐腰深的河里，慢慢把石头沉了下去。绳子的另一端牢牢地拴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晚上我和他挤在一床被子里，天南海北地谈了半宿。第二天天不亮，他把我叫醒，说是收鱼去。我对于他用这种办法能不能钓到鱼，是半信半疑的。可是，当他慢慢把绳子拉近岸边时，我果真看见鱼钩上挂着两条三四斤重的鲇鱼在那里挣扎。我真是又兴奋又惊奇。他把那条大些的送到伙房给大家吃，另一条，我们俩人美美地吃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们常常到河里去钓鱼。1944年他回延安时，把那套自制的渔具全送给我，我也学会钓鱼了。我和他相处，发现他生活很有色彩，非常乐观，什么困难也吓不倒他。除了钓鱼以外，他还做了些像老鼠夹子的东西，放在山坡上夹野鸡、野兔。

    郑律成同志出生在朝鲜。年轻的时候来到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对中国的感情非常深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热爱，对战友们十分尊重。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我和郑律成同志接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他在音乐方面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他多方面斗争实践所形成的深厚的生活基础分不开的。

    郑律成同志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歌。

    作者唐平铸简介：

    湖北武汉人。１９３５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１９３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同盟，１９３７年回国后参加红二方面军，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处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部长，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广播处处长、《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代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