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郑律成1942年8月至1944年春在太行山参加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工作，这是他参加抗日活动的很重要的一段经历。资料摘自延边州档案馆—根据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央档案馆、中组部有关档案资料和张香山、刘澜波、鲁民、文正一等老同志提供的情况整理。

    1941年1月10日，在我党同意和组织下，在太行山根据地成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

    朝鲜独立同盟及其分盟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张香山（当时任129师敌工部副部长）写回忆还证明朝鲜独立同盟设有中共党组。中共党组成员除张香山外，还有武亭（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朝鲜人，曾任中央红军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炮兵团团长）、崔昌益、郑律成、金昌洪。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工作方针和一切活动都是由我党指示决定，他们的活动经费全部由我党供给。罗瑞卿同志在1942年朝鲜义勇军成立四周年纪念祝词中说：“朝鲜义勇军是朝鲜民族解放的劲旅，而且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支生力军。”

    朝鲜独立同盟是当时在华朝鲜人的政治团体，朝鲜义勇军则是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力量。同时，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又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团体和武装力量。

    1941年8月，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在山西桐峪创办‘朝鲜义勇军干部训练班’，受训学员毕业后即分赴前线，进行武装宣传工作。（校长武亭，副校长陈光华，教员崔昌益、石正、朴孝三、王志延等）。 　　　　　

    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在晋东南桐峪村召开），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改称为朝鲜独立同盟（金枓奉、崔昌益、韩斌为主要领导）；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以武亭、朴孝三、朴一禹为主要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斗争。同时为了培养新的革命干部，开设了朝鲜青年革命学校。

    1942年12月1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创办“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一二九师政治部、司令部、抗大六分校等送来贺辞。

    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武亭）任校长，金学武郑律成先后任教育长。该校教员都是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领导朝鲜革命运动的有名望的学者和声誉很高的革命家。军事教官都是义勇军的各级首长，对于军事学理论与实践都有深刻的研究。主要任务是培训从敌后来的朝鲜青年战士，有时参加战斗，有时做锄奸工作，还曾深入敌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学校一开学，成批流亡在中国的朝鲜人，冲破日军与国民党重重封锁来到太行山军政学习。经过培训后，又化装成各行业人员打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不仅为我方搜集来东北、平津等地日军的战略情报，而且为将来解放自己的祖国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郑律成和“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学员们一起参与了敌后武工队的工作。这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不仅是他对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也是他一生创作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许多年后（1974年）郑律成还以这一时期的战斗生活为题材创作了电影剧本—《武装宣传队》。

    1、《抗战时期敌工工作史》 

    陈辉《世界王牌败兵录—人民解放军战胜多国精锐部队纪实》（东方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P272页）

    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总会长是武亭，副会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作者、朝鲜人郑律成。朝鲜义勇队转入华北抗战后，隶属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

    （作者系新华社北京军区分社社长。2011年4月笔者采访时，陈辉称：文中提及的—郑律成1941年曾任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副会长的经历，资料来源为总政联络部编印的《抗战时期敌工工作史》）　

    2、《朝鲜青年联合会昨日在延成立》

    摘自《解放日报》1941年7月9日

    边区朝鲜同胞于昨日下午四时开会，武亭到会讲话，郑律成担任支会会长并代表会员（20人）在大会上致答谢词。支会负责集中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即以土地革命时期尚存的十余名朝鲜革命者为骨干，把来延安的朝鲜青年、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朝鲜青年、还有在东北活动过的、在莫斯科学习过军事之后来到延安的青年全部集中起来，实施了彻底的训练。

    3、《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纪念成立第二周年》

    摘自《新华日报》1943年1月23日

    太行讯：本月十日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成立第二周年纪念日。独立同盟特于十五日举行纪念大会，独立同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武亭、独立同盟陕甘宁分盟代表郑律成等同志到会。来宾有一二九师代表黄镇、张香山、边区代表王振华，日本反战同盟代表吉田等。独立同盟负责人崔昌益首致纪念词，略谓：“我们要加强团结，为解放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三千万朝鲜同胞而奋斗”。吉田、黄镇、王振华等来宾致词毕，由武亭致答词。——大会结束后，夜间举行晚会，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学生演出话剧《走到新的路》。此外，还有朝鲜舞、民歌等节目，深夜始才欢而散。

    4、《太行朝鲜革命青年学校开始整风》

    摘自《解放日报》1943年3月18日

    又讯：朝鲜音乐家郑律成顷在太行区朝鲜义勇军中发起组织朝鲜文艺协会，即该会将于：四月中旬正式成立。

    5、《朱德总司令于1945年8月11日发布延安总部第六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
    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6、《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员整装待发》

    摘自《解放日报》1945年8月15日
    朱总司令于十一日发布延安总部第六号命令后，在延朝鲜革命同志，以接收此伟大任务为荣。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业已暂时停办，全体人员均按朝鲜义勇军编制，即将进兵东北。

    7、《我们的血要流在一起》

    摘自柯岗《战歌和战士》一文，发表在《作曲家郑律成》一书中

    作为八路军的一个老兵，我是40年代初期唱着律成同志的战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战火纷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华北敌后，太行山上相识律成同志的。那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律成同志雷厉风行，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深入部队生活，到敌后前线同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次握手，是在太行深处，清漳河畔的花椒树和胡桃树的丛林中，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驻扎的山村—王堡。是初秋时分，日寇反复扫荡的短暂间隙。我们紧紧地拥抱着，胸膛偎贴着胸膛，彼此感觉到心脏跳动的节拍，恰好“向前！向前！向前！”

    我激动得几乎流出泪来，可是律成同志没有觉察，他急欲要我们告诉他在不久以前，日寇对太行山的毁灭性五月扫荡中的情景。我和文工团的几位音乐工作者，默默地伴着律成同志，向山边一片火红的柿树林子走去。因为这次反扫荡确实不一般，文工团有两位青年女演员，由于掉队被敌人俘虏去了。他们感到心上仿佛压了一块石头，谁也不想再提这档事。缄默对于初次相识的同志是不礼貌也不应该的，于是我说：

    “正如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师长事先告诉我们的一样。政委说：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华北泥足深陷，一方面又急于把华北占领区变为他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补给基地，即将来临的反扫荡战斗，肯定是剧烈的，残酷的，但是，敌人注定是要失败的。刘师长很风趣地说：‘牛敢斗争，它的角成了武器。所以太行山上的牧童又把牛角上绑了两把尖刀，不仅野兽不敢侵犯牛，牛还可以保护牧童；羊不敢斗争，它的角变成了装饰品，即使牧人用狗保护它，仍然常被狼吃掉！大家一定要学牛，不要学羊啊！’经过这次反扫荡，我才更亲切地体味了首长们讲的道理。”

    我们在一棵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柿子树下坐下来，律成同志拣起一片红叶说：
    “真红，比我们家乡的枫叶更红，更厚！”

    文工团的一位同志说：“上了年岁的老乡们说，是日本兵在太行山杀人放火染红的，从前没有这么红！”

    律成同志说：“对！我们家乡的枫叶也是日本兵杀人染红的！”

    我说：“太行山的柿叶更红，更厚，是因为这里还有朝鲜同志们流的血……”

    律成同志突然唱起来：“我们的血要流在一起！快武装起来……”

    我说：你不要太激动，这是真的。我看见了。当时如果你也在，肯定你又写出歌来了。这次反扫荡之前，我奉命出差到新华书店去交涉四开手摇铅印机，当时书店和报社都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属单位，他们同十八集团军总部在一起。我到新华书店，事情尚未办妥，突然陷入了敌人扫荡的合围圈内，我只好跟着书店、报社和总部机关一起反扫荡。5月25日清早，在掩护部队同日军的激战中，我们从麻田顺苏峪向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南艾铺急进突围。经过十字岭时，天已破晓，枪声愈紧愈近了，总部左权副参谋长，带着少数参谋人员站在路边，全副鞍具的马在他身边啃食青草。他从容地给各单位分头指示路线，不停地说：“同志们，跟上，不要慌，有部队掩护！”没有谁说话，大家亲切地向他行注目礼，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

    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约莫走出十里的山路，翻过一个山垭口，正向河北省的武安县后漳河谷斜刺下去的时候，敌情更加严重了！前面河谷里响起了枪声，有些村子起火了。群众扶老携幼向大山老林里转移，民兵、自卫队用他们事前埋下的地雷和麻雀战迟滞着敌人。背后十字岭上的枪炮声越发激烈了，左权副参谋长，就在这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十字岭改称为“左权岭”。

    由于前后敌情的变化，我跟随的书店队伍在半山上被分散，各自进入大山老林隐蔽行动了。这时人人都明白，我们的主力部队早已转出外线，附敌侧背，捕捉战机去了，腹心地区只有少数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掩护群众，坚持斗争，这是敌后反扫荡，家喻户晓的常识。因此，尽管敌情很严重，大家都很坦然，自觉而又巧妙地利用丛草，山林和岩洞，军民一体与敌周旋。

    日寇这次进行的确实是大兵力毁灭性，也可以说是绝望性的扫荡。转眼工夫，我们居高临下地隐蔽着，看到河谷里的大小村庄狼烟遍地，地雷轰响，甚至有些半山腰上稍大一点的窝棚，也闯进了敌人。可是所有村庄和窝棚都早已空室清野完毕，迎接敌人的只有各种各样的地雷和爆炸物，敌人不论进入哪个家屋，都必须首先付出血的代价，而后他们盲目扫射，抓鸡，放火，用战刀把奔跑着的猪、狗砍杀……接着就让汉奸和翻译官们带他们搜山，怯生生地走进高山密林。人们各自隐藏着，团结得像一个人。任凭汉奸，翻译官们怎样撕破喉咙欺骗呼喊，人们回答他们的，永远是愤怒的死寂，甚至连虫声、鸟鸣也没有，山林好像也已窒息了！这时候日本兵感到了无声的恐惧，他们迅速麇集起来，选好地物作掩护，命令汉奸和翻译官深入山林去寻找，就在这当儿，汉奸们离开了他们的主子，隐藏着的民兵，自卫队员们瞅准时机，雄狮般地突然跳出来，用大刀、长矛或是石块把他们不出声地杀死，把尸体悄然推下悬崖。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战斗了两天，我的干粮不多了，敌人还没有撤退的迹象。我决心到晚上离开这座山，去弄点吃的。不料太阳刚刚偏西，日本兵正要集合回村的时候，有人低声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正在判断是敌人故意骗我出去呢，还是附近果真隐藏着另外的军人？我还没想好对付意外情况的办法，两个太行中学的男学生，提着一根短杆梭镖，已经到了我面前。我急忙招呼他们：

    “唱什么？！敌人还没走呢！”
    “管他走不走，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拿梭镖的孩子，很得意地说。看上去他们不过十七八岁。另一个孩子马上接着说：
    “我们方才戳死了一个翻译官，他带着王八盒子滚下山去了，我们去把盒子枪捡回来，暑期毕业后，带着枪去参加八路军。”
    “这一带地形、道路，你们熟悉吗？”
    “我们就是山下那个庄上的自卫队……”
    “可要小心……碰上敌人……”

    他们没有等我把话说完，便像一双小山羊似的，急匆匆跳跃着绕着崖壁小道向山下走去。他们的喜悦很自然地传染了我，我也顿时感觉到这太行山耸入云际的层峦叠嶂，有如母亲胸怀那样温馨，凯旋英雄那样无敌！半个钟头过后，太阳落山了，河谷弥漫着暮霭，山下传来了紧急而又密集的机枪和手榴弹声。我的心立刻紧缩了一下，但又马上平静下来，我判断这决不是打那两个孩子的，他们没有手榴弹。果然，星星满天的时候，他们一个人挂着日本造的王八盒子，一个人拿着自己的梭镖，互相扶持着，一跛一跛回来了。

    “怎么，敌人碰上你们了！负伤了？”
    “也碰上了咱们朝鲜义勇军，他们掩护我们，打死了七八个鬼子，义勇军有两个人负伤挂花了！我把王八盒子送给他们，他们不要，叫我们明天一定离开这座山，敌人天一亮就要上山的！”背着王八盒子的孩子说。
    “你们俩谁负伤了！叫我摸摸！”
    “他的小腿肚子穿了个小窟窿！”拿梭镖的孩子说。
    “没事，叫蚊子咬了一口！”背王八盒子的孩子故意跺了一下脚，表示不在乎。我伸手摸了一手黏糊糊的血……

    实际上，没有等到天明，我们隐蔽在这座山上的男女老少，在更深人静的时候，被那位戳死日本翻译官的自卫队员带领着，走在一条秘密的羊肠小道上，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转到了另外一座大山顶上去。第二天，太阳升起了，我们看见日本兵把我们昨天隐蔽那座山，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好像疯狂的狼群，嚎叫着向山上扑去，那座山英武而顽强地屹立着，迎接敌人的是，像中朝人民一样高洁而坚强的岩石和青松！

    律成同志按捺不住，忽然站了起来说：“啊！这才是长了翅膀的诗篇，真正的歌呀！”

    我们大家一齐说：“这只是敌后战场的日日夜夜，是和后方不相同的生活，它要通过你的创作才是歌！”

    律成同志马上平静下来说：“这就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火热斗争的生活……我来迟了！”

    我们说：不迟，生活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河！让我们永远并肩携手去生活战斗吧！

    此后律成同志在太行山上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他们的驻地在清漳河北岸的七原村，同我们一二九师政治部隔河相望，鸡犬相闻，加之逢年过节他们经常同我们文工团联合演出。我们敌工部和宣传部也同他们有些工作联系。我们的接触与日俱增，成了亲密的战友。

    当时，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旱灾、蝗灾和敌寇的封锁，给军民生计以极大的威胁，日寇在华北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根据地疯狂蚕食、抢劫，不间断地扫荡，步步为营，大搞封锁沟墙，根据地逐渐缩小了！我们党针锋相对提出了“生产自救，敌进我进”的口号，实施精兵简政，组织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杀敌锄奸，宣传群众，展开敌后之敌后的抗日工作，给敌寇以很大打击。记得律成同志和他们干校的学员们也同样参与了敌后武工队的工作，这段艰苦、顽强的战斗生活，不仅使他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对于律成同志的创作也是宝贵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家各自西东，我恋恋不舍走下了太行山，投入了保卫胜利果实的自卫战争。律成同志则从延安回到鸭绿江彼岸—阔别已久的家乡。

    作者柯岗简介：

    原名张柯岗，学名张克刚，河南巩义人。中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1939年又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宣传部干部、情报站长，晋冀鲁豫中央局《人民日报》编委，新华社野战军记者，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支社社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化处副处长，西南作家协会理事，国务院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刘伯承传》、《金桥》、《逐鹿中原》、《三战陇海》，诗集《小诗集》，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合作)，短篇小说集《八朗里和五里河》、《边疆》、《一同成长》、《这是发生在北京》、《柳雪岚》，长诗《长着翅膀的朱银马》，多幕话剧剧本《针锋相对》，通讯集《三千七百万零三十元》，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合作)，《柯岗文集》(5卷)等。报告文学集《风雪高原红花开》获西南军区创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