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撰写的《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在各地新华书店上架，原本计划该书发行与同名纪录片在全国电视台播出同步进行，使电视纪录片助推图书市场，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遗憾的是纪录片播出晚了图书一步，比翼双飞的景色没能实现。即便如此，这部55万字的日记体史作《长征日记》一上架就表现不俗，第一版万余册书上市很快即告罄，再版发行才缓解市场需求。

    当时不少新华书店都将此书摆在店面醒目处，首都机场书店居然占据最显要位置。此消息是我台一位主持人告诉我的，是她父亲在机场亲眼看到的。他风趣地对女儿说：“让你们主任送我一本，我就不买了。”作为图书市场晴雨表的盗版书也悄手悄脚出现在书摊上。有同事告诉我，他在书摊上见到了《长征日记》盗版书，开本仅是正版书的一半，售价只有10元。（正版书49·80元）。电视台的一个门卫，估计是个转业军人，对此书着了谜，他对照着地图查找红军哪天走到哪，他说不少喜欢看这本书的人，都像他那样结合地图看。也有老友故交特意买了这本书找我签字收藏。

    在当年出版的有关“长征”的同类书籍中，《长征日记》可谓佼佼者。那么这种日记体风格的史作有什么特除的魅力能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呢？我为《长征日记》书腰题写的广告词“日记体记录长征独一无二； 全方位描写长征真实再现； 典籍书承传收藏价值永存。”体现了本书的特色和魅力所在。

    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担任审稿的军史专家都国平先生，他看过后写下的评语：“以电视报告文学的形式纪实长征的每一天发生的故事，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真是一言点明,“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写法,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应了我书腰上写的“日记体记录长征独一无二”这句话。

    而一位远在新疆，名叫熊坤静的读者在看过本书后，于2006年10月17日在天山网的《今日新疆》页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幅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史的立体全景图——读陈虎《长征日记》”的文章，把该书“全方位描写长征真实再现”，的特色分析总结得十分到位，我都不敢说能有此认识水平。

    熊坤静在他的文章开篇首先将日记体文分为3类：“一是纯个人化的记录，如已经公开出版的名人名家的工作生活日志，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是由非亲历者以日记体撰写而成的史书；三是日记体小说。”熊坤静认为我写的《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当属其中的第二类。进而熊坤静对“第二类”日记体文写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见解：

    “关于长征，在当年的亲历者如王恩茂、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日记中都有所录，加之后来大量的回忆录等，从而为今天的人们了解认识长征打开了一扇窗口。然而这些个人的日记、回忆，因为其活动范围所限，角度不同，视野各异，故而都难免偏之于一隅，让人有零零碎碎、平面单调之感。而作为局外人的陈虎在创作《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时，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作者可以充分吸收当今的研究成果，然后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从浩如烟海的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中精心梳理、披沙拣金，并能够充分自如地拉长镜头、变幻焦距，运用广角、俯瞰和仰拍等各种镜头，从而使《长征日记》成为一部立体可感、内蕴丰厚的长征史专著；二是这种日记文体有利于作者适度地运用白描等文学手法，达到散文化的叙述效果，在切实保证史料选用真实、记述质朴平实的前提下，又不乏纤毫毕现的生动细节。这无疑增强了它对广大读者的亲和力。而具体到《长征日记》文字稿的撰写，我正是像熊坤静描述的那样做的，以最终实现史实性与可读性的兼顾。

    当时，摆在我案头上的是两大类资料，一大类是包括国共双方的电报、信件、文章、报纸、日记等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资料，这些资料由于太专业，普通观众一般不会上心去看，但不可或缺。而另一大类是犹如满天繁星的个人回忆录，上至司令长官，下至士兵挑夫，身份不同，视角各异，但大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如果把文献资料当作作品的筋骨，与有血有肉的故事结合起来，作品就撑起来了。而日记体就像一根线，把每天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像小说一样形成连贯性，这样就构成了“一幅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史的立体全景图”。

    命运使然，在2004年我54岁生日之际，我决定动笔写日记体《长征日记》的上集，即中央红军一年的长征历程，总计369天，55万字内容。当大作告成，送军史专家都国平审定时，已经是2005年的夏天。都国平审定此书后对我说：“既然已把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写了，何不把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也写下来，这样就完整了。”这番话确实让我心动。

    但下此决心谈何容易，我算了算又要写369天的内容，过去的一年笔耕之辛苦，还历历在目。一年时间写干了多少支笔，吃了多少片安眠药，点了多少眼药水，胳膊肘磨出了茧子，在案头上送走了多少黎明和深夜，不堪回首，难下决断。但强烈的创作愿望，还是让我在2005年的秋天，国庆节来临前夕，写下了《长征日记》续集，红二、红四方面军纪实的第一个字。从此，艰辛的笔耕生活又开始了。我给自己立下了倒计时时间表，一定要在我56岁生日之前完成这部作品。为此，我在医务室领了一百片安眠药，希望它能帮助我渡过这段困难的时间。

    又有数支笔被我用得写不出水来，又有几瓶滴干的眼药水扔进纸篓，胳膊上的茧子又起来了。这次颈椎的病痛、右腿血栓造成的后遗症一起发作，不断干扰我的写作，工作上的各种压力也接踵而来。我的夫人劝我说：“别把命搭进去，不值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越飞越快。

    2006年2月2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日，我起得很早，今天我要完成这部369天的《长征日记》续集最后7天的内容。上午写了3天的内容，下午写了4天的内容，终于在晚饭前完成了这最后7天近一万字的内容，最后一天是“1936年10月22日”，最后一句话是“这就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陕北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 这天晚上，当我把最后一个字落在纸上时，我的感觉是无限的美好。干渴之极的人最能体会水的甘甜，久病方愈的人最能理解健康的重要，背负重压的人最能感受轻松的愉快。此时我才好像真正理解了大文豪鲁迅说的那句“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是什么感觉。这天距我56岁生日还有3个星期，任务提前完成了。

    当我收笔之时，瓶中的安眠药已经一粒都没有了，似乎也不用再吃了，内心百感交集。我这个过了知天命岁数的人，突发创作激情，竟然挥毫笔耕，写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长征日记》，真是未曾想到。

    红军走了两年，我也整整写了两年。和红军的艰难相比，我这点艰辛算不了什么。能用自己的笔描述出被世人称之为“20世纪震撼世界的军事史诗”的伟大长征是如何一天一天走过来的，我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真有不枉一生之感。

    就像完成《长征日记——中央红军长征纪实》后，而没有继续撰写《长征日记——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将是终身一大憾事一样。在完成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之后，而不把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之路（即西路军的故事）写出来，告诉读者，我认为也将是一大憾事。当时就有红四方面军的后代激励我去完成这件事，并把搜集到的各种西路军的史料送到我家里。盛情之下，不容推辞，我终于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西路军日记这部书。西路军西征是四方面军长征的继续，但我知道不能把西路军的经历定义在“长征”的概念之中，但这本书又是我《长征日记》的续集，因此我把此书取名为《长征后记——西路军血染大漠一百四十四天》。

    对于此书，负责审读的军史专家评价是：“目前出版的反映红军西路军的书籍已经不少，但本书采取日记的写法，即以西路军每日发生的事情为主要内容，是第一本，很有特点。作者所用多为历史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重要史实是准确的，叙述也是比较客观的。”和上册一样，又是“日记体、全方位、真实再现”这些特色吸引了专家、读者的注意力。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北京晨报》在本书问世当年（2011年）的10月23日“最阅读”专栏，以“不应忘记的悲壮”为标题介绍此书时，再一次肯定了以历史档案资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为基础，用日记体将其整个串联起来的写史方法的确有独到之处，可圈可点。文章认为当事人的回忆录是“点胜于面，鲜活有余，整体不足。”相比之下，此书则是一本颇具史学价值的著作：“陈虎先生仔细梳理了西路军144天的行程，以编年的方式，逐日进行总结，其中爬梳史料之丰富，令人震惊。在材料组织上，本书也颇见功力，既有双方决策层电报、文件，也有媒体报道，乃至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口述史料，加上西路军当日行动路线、战争状况，堪称毫发毕现，这些资料的逻辑线索细密，严丝合缝，而它的背后，是作者巨大的付出，每条材料，都需要反复考证，每个细节，都需要反复推敲。毕竟当事人的记忆是模糊的，难免错讹，将各方的记忆统一起来，不啻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西征总计882天的经历终于让我用日记体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2006年，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北京出版集团将三路红军绵延这882天壮丽的长征历史画卷合编为一部名为《长征长征》的书，新编书更具典籍书价值，更方便传承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