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当时的将军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唱的《红军纪律歌》，仍然沿用了1935年11月的歌词：

    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不拿工农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胜利更能有保证。
    第三没收一律要归公，私打土豪纪律不可容。
    八项注意我们要做到，时时刻刻切莫忘记了。
    第一早起门板要上好，免得群众心里多烦恼。
    第二早起都要捆禾草，室内室外赃物要打扫。
    第三言论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工作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格要公道，政治影响远近都传到。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了。
    第六若把东西损坏了，按价赔偿立刻要办到。
    第七到处卫生要讲好，选择僻处挖下卫生壕。
    第八对待俘虏影响好，不许随便拿他半分毫。
    倘若把这规矩破坏了，红军纪律处罚决不饶。
    红色军人应当认识到，争取群众工作最重要。
    到处工农斗争起来了，全国胜利实现在今朝。

    1935年9月9日，中共鄂陕特委和中共豫陕特委在商南县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决议树立坚持斗争的思想，将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成红七十四师，选举成立了新的特委委员，主要成员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后改名张波）、张连顺，特委书记是郑位三。

    1935年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组成，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全师近700人。

    1937年1月22日，红七十四师和红十五军团在商县胜利会师，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军团领导对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双方还举行了联欢晚会。

    在各地各部门，这首歌的唱腔虽然相同，但各自根据实际情况，歌词相互之间有一些差异。1950年到1957年，总政治部对这首歌曲组织了几次修改，统一了歌词内容，形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但与最初的原词原曲区别不大。歌词如下：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建国后和“文革”前，不少老同志和老战友向程坦建议，应该向组织上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程坦编写的，要求正名。但都被程坦婉拒。

    1972年春天，程坦在301 医院养病期间，要填写一份干部履历表，表中列有“有何著作”一项内容，由此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不久人世，加上不少战友的鼓励，增强了信心，这才决心将自己编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件事,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澄清。于是他于1972年3月21日致信周恩来总理，请求组织对这首歌的编写过程，予以调查核实，同时致信程子华、郭述申等人，请求予以帮助。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这种要求。

    1980年12月26日程坦去世，不久，在《解放军歌曲》1981年第3期上，发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首歌的编写过程，第一次在媒体上明确了这首歌是程坦编写的，这可能就是官方发表的一种权威意见。

    “文革”后，主要是刘华清、程子华、黄镇、郭述申、唐天际等老战友出面证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程坦编写的，但他们证实的，都是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时期编写歌词的情况，也即1959年将军合唱团所唱的歌词。

    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做了些调研，可以确定的是，歌词起码编写于1935年5月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期间。至于1934年10月鄂东北道时期的歌词，尚没有找到有力证据，但目前已有一些回忆文章。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红二十五军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与其领导人的坚强领导是密不可分的，与红二十五军当时浓厚的革命氛围是密不可分的，与中革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的精神也是密不可分的，程坦起到了汇总和提炼的作用，只是尽职尽责。但程坦在红二十五军期间，念念不忘遵守群众纪律，始终不渝地坚持政治纪律教育，不断地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进行修改，对于这首歌的完善，发挥了不小作用，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愿这首歌的精神能够永存！

    红二十五军的胜利长征，证明了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无往而不胜的威武之师和钢铁之师，而产生于红二十五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又证明了红二十五军也是一支正义之师和文明之师。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已经过去八十年，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一篇浓重而光辉的历史华章，值得永远纪念。而产生于红二十五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虽然现在唱的人不多了，但仍有余音，在人欲横流的雾霾中，仍有人记得这首歌，仍有人吟唱这首歌，可能就是一种希望！

    我记忆中的“中原突围”

    大概是1946年6月间或以前吧，我年仅4岁，即随母亲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现在还有依稀记忆。在叙说这段经历时，必须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于1945年10月下旬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河南桐柏山地区会师，组成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并成立了以位老（即郑位三）、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同时王定烈率领的冀鲁豫水东八团等中共领导的部队与上述三大主力会师，使中原军区部队很快发展到6万余人，不久精兵简政复员了1万人。

    为了执行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中共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的部队陆续撤到了华北和苏皖地区，只有中原部队尚未撤离。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30多万精锐部队，将战略地位比较突出的中原部队，重重包围在方圆仅200华里的鄂豫交界处的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地区，逐步压缩进逼，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中共中央于1946年1月向中原部队发来了停战令，二三月间又指示中原部队力争合法北移，王震数度与国民党部队谈判，主要交涉中原部队的和平北移问题。但蒋介石不答应，妄图像“皖南事变”那样全歼中原部队，然后再向华中、华北、西北等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国、共两党在中原地区的军事摩擦不断，大战一触即发，形势越来越紧张。中原局决定突围，毛泽东也于6月23日电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的军队计划将于1946年7月1日向中原部队突然发动全线进攻，于是中原局决定也采取突然行动，于6月26日开始突围。三五九旅向西冲开缺口后，中原局和中原部队总部跟进，向陕北方向前进；王树声率部向西南方向湖北陨阳西部地区突围，在鄂西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张才千、李人林、王定烈率领几千人马向南越过汉水，跨过长江，进到湘鄂西部地区，部队越打越强大；皮定均率领几千人向东突围，胜利地进入了苏皖解放区，回归华东解放军建制。张体学、何耀榜、刘名榜、熊作芳等各率部掩护主力突围，牵制敌人，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斗争。罗厚福等率部在鄂西北地区，刘昌毅等率部从鄂西北到皖西地区，文建武、汪锋等率部在豫鄂陕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率领的小股部队分散在中原地区，在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英勇卓绝的斗争，后来在反攻中原、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立下了新的功勋。这是后话。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中原突围”作出了高度评价，中央军委在1946年7月15日的电报中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毛泽东在10月的“三个月总结”中说：“中原突围”及其坚持中原敌后的部队所进行的游击战，“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原突围”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牵制了国民党20多个正规师和大量保安部队，既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作出了贡献，又紧密地配合了华北、华东各兄弟部队的胜利作战。

    “文革”后，现代革命斗争军事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以“中原突围”为起点，展开了伟大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96年，《解放军报》在纪念“中原突围”50周年时刊登文章，明确提出，“中原突围”拉开了我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当时，最困难的是非战斗人员的突围问题。中原局决定，除三五九旅的非战斗人员随军突围外，其他部队的非战斗人员主要以疏散隐蔽、投亲靠友、分散化装突围等办法安置。

    我父亲程坦当时担任鄂东地委书记、鄂东军分区政委、鄂豫区组织部长，当时的鄂东地区包括现在河南省信阳等湖北以外的地区。他身患重病，中原局决定由他率领刘西尧等10余名高级干部，化装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美国的三方协调停战谈判小组（俗称调停小组）成员，到武汉找到董必武，董老很快以参加调停工作的名义，安排他们乘坐美军飞机到北平，实际上是变相疏散中原部队无法参加突围军事行动的伤病人员。不久叶剑英又安排他们乘坐美军飞机从北平飞往延安，因此他们这一行人没有参加突围的军事行动。“文革”前曾听父亲说，他就是这时在北京西单第一次配的眼镜，配眼镜花了大半天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也在眼镜店外蹲守监视了大半天。

    我当时随母亲向云英一同突围，没有和父亲在一起。我还记得一同突围的有：黄岗地委书记刘西尧的夫人陈景文，十四旅旅长吴林焕的夫人陈善平及其子女，徐达三的夫人靳明。“文革”后我又搞清楚与我们一同突围的还有：肖远久的夫人林克，黄涛若的夫人连克，布风的夫人等。组织上决定她们化装突围，到山东省沂蒙山区的解放区，并每人发给5万元“关金”币（国民党货币）作为路费。

    加上孩子，我们一行10来个人，化装成国民党七十七军的军官家属，在该军一名军官的帮助和护送下启程。10来个人只买到一张车票，只好从信阳混上火车，几经辗转和周折，经郑州到达徐州。这时七十七军已调防徐州，这位军官即到七十七军接洽了工作，然后按原定计划返回了宣化店。这10来个人都改了名字，我记得我母亲改姓张。她们还编造了谁是七十七军哪个军官的家属，什么时候和男人结的婚，背记了七十七军的编制、驻地等简要情况。按照组织上的纪律要求，不允许我们打听这位护送我们的军官的姓名，并要表现出与这位军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文革”中审查我们这些人时，大家都说不清这位军官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他的姓名。我们从徐州分散潜入农村，想办法分别到了鲁南地区，进入了山东解放区。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闯过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甚至共产党叛徒的多次盘查，虽然有时精神高度紧张，有时还惊心动魄，但都全部平安地到达突围目的地―――沂蒙山区，没有损失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掉队。从大别山区的宣化店到山东省的沂蒙山区，若现在走完整个路程，顶多不过一天时间，我们却历时18天。“文革”前曾听母亲说，当我们一行人全部到达山东解放区不久，一位领导在一所房子里与他们谈话，询问我们的突围经历。我们是突围到达的，不可能携带介绍信，但组织上了解情况也是必要和正常的。这时几个战士在屋外逗我们几个孩子唱歌，由于已脱离险境，没有了压力，我们这几个孩子在院子里无所顾忌地尽情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听到我们的歌声，这位领导放心地笑了，说道：“不必审查了。”母亲在“文革”中挨整时曾对我说：在山东解放区审查我们的领导好像叫谢友法，当时任山东解放区的组织部长，可能就是现在你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政委，中将军衔，现在应有60岁左右了。

    搞清我们的身份后，新四军第二纵队（原二师）司令员兼政委韦国清很快接见了我们，并亲自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在这18天中，我们每天啃烧饼、喝开水，但这顿饭有猪肉、羊肉和鸡、鸭、鱼，因此这是18天中我最安逸、最心满意足的一顿饭了。几天后，韦国清派车将我们送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山东临沂。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经常向我回忆这段经历，她说：一路上，到处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正在频繁调动，准备打内战；乞丐成群结队四处乞讨，乱哄哄的；还有不少抗日战争胜利后从西部返乡向东部行进的各色人等，他们也是拖儿带女；整个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母亲说，从宣化店出发，步行一天多就到了信阳火车站，不料车站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盘查甚严，特务和军警还带着共产党的叛徒指认中原部队的突围人员。好在逃难的老百姓和日伪的流散人员很多，车站拥挤不堪，非常混乱，我们有混上火车的可能。

    不巧的是，正准备进站时，迎面碰上了一个姓潘的叛徒，他担任过“抗大”三大队的大队长，与林克曾在一起工作过。大家赶紧叫林克立即混入人群中隐蔽，护送我们的军官把手也摸向腰间的手枪，准备在姓潘的叛徒指认我们时打死他。幸运的是，叛徒没有发现林克，我们总算顺利上了车。

    上车后，又碰上新的险情，我们正巧与两个穿着铁路制服、又戴着“军统”特务徽记的家伙坐在一起。若马上离开他们，必然引起怀疑，不如与他们主动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掩护自己。这时护送我们的军官主动凑上去递香烟，拉起家常，我母亲也乘机要我们孩子叫他们叔叔，这两个家伙还抱起我们孩子逗玩。不一会儿查车的来了，还带着一个叛徒来认人，这个叛徒曾任孝感县委的社会部副部长，与陈善平认识，我母亲赶紧将自己的眼镜取下戴在陈善平脸上，坐在车窗边的陈善平也将头转向窗外。叛徒问这是谁的孩子？穿铁路制服的人抱着孩子信口胡诌道：我的，这是我们的随军家眷。叛徒看到“军统”徽记，不敢再多问，疑疑惑惑地离开了。

    车到漯河天就黑了，乘警把人都赶下车，车不走了。我们又扒上另一辆火车的无篷拖车，第二天就到了郑州。乘警又要车上的人全部下车，我们只好准备在郑州住店。因为七十七军已调防，我们不敢用他们的护照，只好和逃难的人一起蹲在车站里。第二天一早我们混上了另一辆向东行驶的车，这辆车在开封停了一夜，到兰考后又不开了，并又要车上的人全部下车。我们这才了解到，铁路上行驶的主要是国民党运兵的军车，只要军车通过，管你是快车或慢车，都得让路。

    我们在兰考又扒上另一辆车，在车上遇见了一个胡宗南手下的上尉副官。有了上次在信阳“借伞遮雨”的经验，护送我们的军官立即与他攀谈起来。这位副官傲气十足，自吹自擂“老子是天下第一军的”，母亲等10来个人便趁势给他戴高帽子，说胡宗南“强将手下无弱兵”，说这位副官是“天下第一军的勇士”，“英勇不凡，前途无量”，等等，搞得这家伙如坠五里云雾中。车到砀山又停驶了，这位副官下车喝得醉醺醺的，叫小贩提着一筐梨上了车，他要我母亲买下这筐梨，母亲痛快地买下梨送给他。我们就这样与这位副官打得“火热”。

    车到徐州后，我母亲用激将法对副官说：副官大人，这黑灯瞎火的，我们这妻儿老小的，往哪里去啊？副官满口应承道：先找个住处，一切包在我身上！他把我们引到一家中等旅社，把“天下第一军”的证件往柜台上一放说：我是胡宗南长官的随从副官，有几个家眷劳你安排一下。老板不敢怠慢，赶紧安排妥当，这位副官便到他们的办事处去了。当天晚上，军警来查店，老板说我们是第一军的家眷，已查过证件，因此军警没有再查我们。第二天天一亮，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而露出破绽，我们不敢在这个旅店久留，赶紧转移到别处投宿。当然，虽然利用了这位副官，但我们对他请客送礼，也花了不少钱。

    带着孩子化装突围既是累赘，也是最好的掩护。有时能坐上火车上的较好铺位，母亲就与国民党的一些军官周旋，我们孩子就叔叔长叔叔短地叫着，与大人配合得十分自然，好像事先训练过一样。但也有麻烦的时候，例如有时就只能坐闷罐车，甚至坐运送牲口的车，与猪、鸡、鸭等为伍待上大半天。有一天夜里，我们躲在一辆停驶的闷罐车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女孩子胆小听话，依在家长身旁不声不吭，我就耐不住性子总要玩闹，母亲怕被外面巡逻的国民党兵发现，就用一块布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吱声，我越发要吵闹，母亲一边用力夹着我的身体，一边用力捂着我的嘴。我挣扎了好一阵子，实在挣脱不了，也是累了，就不再动弹了。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但也不敢松手，直至险情过去，母亲才松开手查看我的情况，一看我呼呼地睡着了，那颗紧揪着的心如同石头落地，深深地松了口气。现在回忆分析起来，母亲后来对我的特殊疼爱，应该是一种珍惜。

    “中原突围”时化装突围这个事实，现在看来很平常，很自然，甚至还有些传奇色彩，应该很好理解，但在“文革”初期却成为我母亲的罪状之一，她被打成“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无端受到迫害，于1968年10月8日含冤去世，年仅48岁，直到1979年12月8日才彻底平反。后来我了解到，同我们一同化装突围的所有人，因此都受到了审查。

    “文革”后，经我们一同突围的人多方打听，才搞清楚护送我们化装千里穿行国民党占领区的国民党军官，是中共地下党员，名叫李连成，有说他是副官的，有说他是参谋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贵州省工作，现在应该有80多岁了。据说他反复向全国各地护送过多批“中原突围”的同志，例如他还曾护送马沂（栗再山的夫人，新中国成立后栗再山曾任21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武道英等10来名女同志化装从宣化店到山东临沂。所有被他护送过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无名英雄，但所有被他护送过的人，只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挨整时才想起他，又不知他姓甚名谁。

    “文革”后我才知道，“中原突围”时国民党七十七军的军长是何基沣，他在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时，是参加卢沟桥抗击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一个旅长，由于他倾向共产党，私下与共产党多有来往，因此在他的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于1949年率领七十七军在淮海战役中战场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说电影《佩剑将军》就是描述他率领七十七军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故事。

    大概是1967年，江青、康生等向“红卫兵”散布流言，说“中原突围”的主力之一“新四军第五师”的领导指使所属在突围中叛变投敌。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五师打成叛徒集团，一时间社会上形成了围攻五师老同志的狂潮，在五师工作过的老同志非常气愤和不平，绝大多数人进行了抵制。有一天，李先念召集王树声和我父亲到他家商量对策，准备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一个申诉报告。父亲说：他们（指江青等）的目的就是要欲加五师之罪，因此越解释越要出鬼。这个申述因我父亲的反对而作罢。我记得，父亲回到家后仍然愤愤不平，他向母亲说，他向李先念建议，对他们（江青等）的诬蔑，目前只能置之不理，无非是整到自己头上时，顶多一死了之而已，我们已是死了好几次的人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还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总有一群人，多次闯进我家，强迫我父亲证明刘西尧等人在“中原突围”中叛变投敌，我父亲每次都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那十几个同志，叛变投敌是不可能的。他还说，从武汉出发到北京然后到延安，一路上我们都是集体行动，因此刘西尧没有叛变投敌的机会，如果他要叛变投敌，我当时是领队，应该就是叛徒头子了。他用浓重的红安口音调侃说：坐飞机不是骑毛驴，不是想下来就下来，就是有人想叛变投敌，也没有那个可能。

    “中原突围”中，除牺牲的同志外，被俘、被捕、掉队、流落他乡的中原部队人员共约两万人，损失还是相当大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这些人进行了审查，但绝大多数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列为不可信任的一类。他们中是共产党员的，被取消了党员资格；绝大多数人没有安排工作；每逢政治运动，都要再被审查一次；尤其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摧残；他们的处境一般比较艰难，生活相当困苦；他们的子女甚至亲属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也受到影响，牵连覆盖面约百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鄂豫皖三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结束，他们一直坚持向有关部门申述，希望得到公正的待遇，位老和陈少敏等老同志也曾为他们向中组部交涉，但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文革”中我在武汉工作近10年，对这种情况多少有些了解。

    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有一天，我在湖北省委看到一份文件，专门为在“中原突围”中的这两万人彻底平反，我记得内容有：原新四军五师参加“中原突围”而曾被俘、被捕的人员，经审查确属没有问题的，原来是共产党员的恢复党籍，可以工作的安排工作，已经不能工作的要发放生活费，并要保证他们的医疗。文件后附李先念手写的关于“中原突围”的简要说明一篇；还附有胡耀邦坚决为这两万人平反的批示，也是手写的，共计三篇。事过33年，才为“中原突围”中的流血奋斗者解决了最基本的政治待遇问题和生活出路问题，不能不使人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