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国反右时，平汪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1958年大跃进中，他被调离西藏，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59年藏区平叛扩大化，平汪同志次年含冤入狱18年。他在秦城铁窗里艰难钻研哲学，完成了学术著作《辩证法新探》构思。1978年出狱并平反后，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民委副主任，亲身参与82《宪法》制订并提出和推动“平等团结”作为民族关系的首要原则入宪，并坚持把“平等”置于“团结”之前，最终得到彭真委员长首肯。1985年，他放弃返回西藏担任领导工作的机会，全力撰写出版哲学巨著《辩证法新探》。1996年，他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此期间传到逝世，平汪同志针对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需求给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写信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他始终心系中国民族关系，主张实事求是团结和解。2014年3月20日7时10分，平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他一生经历了“辞家求学”、“创建藏共”、“藏汉修好”、“囹圄治学”、“传道授业”和“争取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等阶段，折射出少数民族跟国家同甘共苦的经历，体现了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民族关系桥梁和正能量化身的作用。

    平汪同志意气风发时，中国民族关系就是春天。平汪同志身陷囹圄时，中国民族关系就是严冬。平汪同志坐冷板凳时，中国民族关系就陷入困境。他留给中国学界的哲学遗产弥足珍贵，留给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治理的政治遗言更是语重心长难心漠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让我们继承平汪同志的未竟事业和理想，推动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共同迎接中国民族关系的第三个春天。千古平汪，平汪千古！葛然朗巴，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