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左起：任均、王乔乔（怀抱）、任载坤、王延风、孙维世

    编者：此文摘自凤凰网《文艺女兵回忆延安抗战：把孩子送老乡几乎成风气》中的一段。作者：任均，是育英校友的母亲。因为文中提到了育英和朱凡老师，故选录在育英网。

    大女儿乔乔后来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学。她从小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赋，体育也好，个子不高，到了中学却是校篮球队主力，还是乒乓球三级运动员。多年后随丈夫住到美国去了。小女儿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学。那时她们俩每个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家来，总特别高兴。看见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着我的腿，抬头望着我，说：“我的勤劳的妈妈，我的勤劳的妈妈……”我虽说劳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孩子多乖呀。津津后来当过记者，又随丈夫去深圳发展，非常能干，成了优秀的企业家。我的二儿子明明小时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学接他回家，在车上，他看见绿灯，就说：“妈妈，绿灯可以回家。”孩子喜欢家，我心里满足极了。回到家里，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画这画那，一画半天，真坐得住，一点儿都不淘气。这孩子到现在还是坐得住，自己搞陕北文化历史传承的研究。小儿子卡林从小爱学习，上学做作业一类事情，从来不用父母操心。他后来成了科学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

    孩子们小时候的时代，不讲消费，育英小学和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穿衣服最要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上，总有补丁，过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师还教育孩子们仔细、节约。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师叫朱凡，有时候周末，她怕孩子们把节余带回家的粮票弄丢了，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都给他们缝在衣襟里。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带组织关系，怕丢了，就都是这样缝起来。朱凡老师是从西柏坡走来的，带来了老传统。

    我差点儿送给老乡的大儿子延风，长大后做了几十年少先队工作，成为青少年教育专家。他当过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那时候北京有八十万少先队员，延风的表姐宗璞就戏称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看着延风整天忙来忙去的，我想起：当年黄灼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个孩子，抱到老乡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给老乡的女儿，建国后找到了，曾接来北京同住。但女儿不习惯城市，又缺少与生母的亲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陕北农村去了。

    2002年，延风和乔乔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还有大门洞立在村口。延风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眺见山上的排排烂窑——那些从前的病房。而当年的产房，已经夷为平地，不见踪影。乔儿沟村里，当年的临时医院，毫无记载，乔乔只能看着旧屋错落，猜测当年产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窑洞？已经无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