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延安有大批干部奔向前线。由于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都满额了，无法再招收孩子，中央决定再建一所保育院。朱老总和康克清翻山越岭、几经查看，选中了小砭沟 的半山腰为院址。这里空气清新、阳光充足，为防止孩子摔下坡，还在坡前修了栏杆。朱老总对阿姨们说：“在前方是革命工作，在后方也是革命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同样是革命工作。”

    1945年6月1日，在朱老总、康克清妈妈主持下，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院长王友兰。

    康妈妈希望妈妈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保育工作，她号召说：“为保卫民族后代，妈妈们快参加到保育战线上来。”张元、姚淑萍、伍真阿姨等很多妈妈都参加到第二保育院。康克清妈妈身兼多职，虽然不是保育院的院长，但保育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管。她经常到保育院来看看孩子，和保育员一起种地。她对特别人和气，从不发火。

    王友兰阿姨是保育院的第一任院长，她还担任延安合作总社的主任，工作很忙。她住的地方距离保育院也很远，每次来都要骑马。她打着绑腿，穿着黑色的列宁装，看起来很年轻，一点不像12个孩子的母亲。

    保育院设有保教科，科长是廉维奶奶，她年纪很大，是张瑞芳阿姨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中将，她到延安参加革命，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在第二保育院工作的还有关苑之、王紫飞、林纳、瞿昌、李慧清、谢果、梁速征、田纪英等阿姨。梁速征阿姨是我在北京育才学校的同学沈志农的母亲。

    生活在延安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受到党中央和各方人士的关怀，保育人员更是竭尽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洒下辛勤的汗水。

    在保育院里，从小就过惯了集体生活的孩子们，和传统家庭里的小孩子不同，一点不怕生人。有个5岁的小女孩对来访的赵超杨 先生的手表发生兴趣。她问赵先生，手表是什么人发给他的，杨先生说是买的，她非常惊讶。杨先生问她：喜欢吗？她说：等我长大了要发的。

    标题

    1945年8 月，延安的大批干部要到东北去，路上经过敌人的封锁线。第一批队伍带着孩子过封锁线，因为孩子哭暴露了目标，造成人员伤亡。后来，组织上规定，去东北的干部一律不准带孩子。

    组织上批准我的父母去东北，当时我的父亲还在内蒙，母亲决定把我一个人留在保育院，由保育院负责把我带到东北会合。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组织上允许每家带一个孩子过封锁线。母亲考虑到孩子放在保育院会给组织增加负担，因此下决心把我送给陕北老乡，她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妹妹上路。她选择了一家姓贺的铁匠，家境比较好，没有小孩，就把我送给了贺铁匠。为了日后有个凭证，妈妈带着我到延安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我在延安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我妈怀抱着妹妹，我则站立在父亲的警卫员刘钧书叔叔身前。照完相以后，贺铁匠给了我几块糖，我就跟着人家走了，在贺家玩得很高兴，浑然不知送给人家是怎么回事。父亲从内蒙古回来得知此事，坚决不同意母亲的安排，他认为妹妹太小了，根本没有办法带着行军。他们又把我从贺铁匠家要回来，而把我妹妹送给了延安的一家军属。

    胡宗南占领延安，这家军属随大部队向北撤退，经绥德等地，一直到定边才带着我妹妹住下来。1950年，父亲的警卫员候荣新叔叔拿着组织上开的介绍信，到延安寻找我妹妹。当时的边区政府工作非常细致，谁家养了八路军的孩子都有详细的记录。候叔叔在延安没有找到我妹妹，就从延安北上，沿途一个县一个县找，终于到定边找到了我妹妹的养父母，那时我妹妹已经5岁多了，养父母对她感情很深，死活要不回来。1951年，组织上给我母亲准备了一笔钱，她和候叔叔又踏上了回陕北的曲折之路。孩子的亲生母亲来了，这一次，养父母不得不把妹妹还给母亲。我母亲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妹妹的养父母，但是这点钱怎么能报答陕北老百姓的养育之恩哪！

    1945年9月初，父母参加东北上干大队 ，穿越封锁线去东北，父母、我、警卫员刘钧书叔叔四个人只有一匹马，父亲去找总领队李富春伯伯，希望再要一匹马，富春伯伯说：“我这里也没有马了，我给你批一笔钱自己想办法吧。”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头小毛驴，在驴背上放一个驮架，上面绑两个筐，一边放杂物，一边放我，他们三人轮流骑马，四个人就这样上路了。

    我们的队伍从米脂县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的兴县就是吕梁山，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非常艰险。白天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只能夜走山路。过悬崖的时候，毛驴前蹄一滑，就滚落悬崖摔死了。我也从筐里摔出，滚落山崖，幸好被一颗小树挂住，大难不死。富春伯伯知道后，马上下命令，要求所有的孩子一律不许骑牲口，要不惜代价分段雇老乡背。这以后，我们的队伍再没有发生过危险。

    第二保育院的行军队伍就更不容易了。140多个孩子，靠马背摇篮，最少的 一部分走了3000多里辗转到达北京；另一部分孩子经过海路，辗转6000多里才到达北京。这么小的孩子，这么远的长途行军，无一伤亡，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二保育院开始行军之前，时任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考虑保育院都是女同志，没有行军作战的经验，想从主力部队调一个男同志到保育院来当院长。和康克清阿姨、王友兰阿姨商量，她们也都同意，胡耀邦叔叔遂选了张炽昌叔叔。张叔叔是主力部队的营长，他不愿意到保育院工作，他说：“我根本不懂保育工作，也没学过教育，对孩子的事一点不懂。”胡耀邦叔叔说：“不懂，可以边干边学。”康克清阿姨说：“做好保育工作，比领导一个团、一个营还要困难，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孩子们的父母，他们把孩子交给这里，这里就有责任带好这些孩子。”张炽昌叔叔思想通了，愉快地走上保育院院长的岗位。后来的实践表明，张叔叔是非常合格的院长，保育院多亏有了这么一个有作战经验的院长。

    第二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在张院长的带领下宣誓：“一切为了孩子。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几十头骡子、上千斤饼、600斤油炒面、500斤煮鸡蛋、还有挂面、大米、糖……等等，140多个孩子上路了。行军路上，敌人飞机轰炸，来不及隐蔽，老师阿姨就扑在孩子身上，紧紧把孩子保护在自己身下。

    历时2年10个月，全部行程3000多里，孩子们安全到达北京。行军中的故事，由徐庆东、刘超兰编成剧本，谢晋担任导演，拍摄了《啊，摇篮》。

    我们这些马背摇篮里的孩子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

    从2004年开始，当年第二保育院的老师阿姨和小朋友们成立了联谊会，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到今年已经坚持了十年。期间，有不少老师阿姨离世，但又有新的、有保育院情结的小朋友参加。我们这些当年的小朋友，现在已经年逾古稀，我们给老师阿姨的献词中写道：“献给那些在那战火纷飞、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用延安的小米和革命理想，哺育了我们的延安保肓院的老师、阿姨们，是你们无私的奉献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感恩，永远要把保育院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近70年过去了，延安在我的心灵里播下的真理的火种，一直在我的心中燃烧，她鼓舞和激励着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