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右3）与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当年工作人员右起朱德的女儿朱敏、郭云轩(郭颖新)、李文芳、王茜萍、韩浩。1985年5月12日

    家在文化沟

    革命圣地延安有著名的三山二河——三山：宝塔山、清凉山和凤凰山；二河：延河、南川河。延安还有两条非常特殊的沟：大砭沟和小砭沟。“砭”字音“边”，本是很文雅的字，却被有些人叫俗了，叫成“大便沟”、“小便沟”，令许多初到延安的人十分不解：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子？多难听呀！于是很多人张罗着给她起个新名子。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考虑小砭沟党政机关多，边区政府、西北局都在 那里，就为小砭沟定名“民主沟”，意为民主政府所在地；考虑到延安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都在 大砭沟，就为大砭沟定名“文化沟”。1943年，我出生在延安文化沟。这里是我的诞生地，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家园。

    正如贺敬之叔叔诗中写的那样：“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遥想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片热土上休养生息；又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胜利。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土窑洞，高速公路取代了羊肠小道。但延安依然是延安，她仍令我心驰神往。1951年8月我们家从内蒙古迁至首都北京时，我母亲发了一个心愿，：“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回一趟延安，而且要骑着毛驴回去，当年你就是骑着毛驴出来的。”1966年大串联，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延安。遗憾的是，很多幼时的伙伴是步行回去的，而我是坐火车坐汽车回去的。那一年我23岁，距1945年9月离开延安，已经过去了整整21年。到今天，又是40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多次回延安，你若问我还想不想延安？想不想回延安？我的回答是：我时时刻刻想延安，时时刻刻想回延安。延安是我儿时的家，延安是我心中的精神圣地。

    一个笸箩五个娃

    我的父亲刘春，在延安时亲自参加创办延安民族学院，历任研究部主任、副院长、院长。我的母亲伊力，和父亲结婚前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当演员。1942年二人结婚，住在桥儿沟天主教堂东面山坡上的窑洞，我出生前又搬到文化沟延安民族学院的窑洞。

    我1943年3月11日（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战争年代，孩子养大不容易，母亲伊力为了我好养活，就给我起了一个小名“牛劲”，意为象牛一样有劲。

    延安民族学院里，和我父母先后结婚的有克力更叔叔（蒙古族）和乌兰阿姨（蒙古族）、寒峰叔叔（蒙古族）和云曙芬阿姨（蒙古族）、霍流叔叔（回族）和苏冰阿姨（回族）、宋友田叔叔（汉族）和海涛阿姨（回族）。四个蒙古族、三个回族、三个汉族，真可谓多民族的大家庭。五家生的都是男孩，让父母们万分惊喜。我最大，其次是寒峰叔叔和云曙芬阿姨的儿子思蛋（韩云斌），1943年4月出生，霍流叔叔和苏冰阿姨的儿子蒙儿（吴蒙儿）5月出生，宋友田叔叔和海涛阿姨的儿子毛孩（宋涛）7月出生，克力更叔叔和乌兰阿姨的儿子阿斯愣（成索思）7月末出生，五个孩子相差都不到半岁。

    1943年正赶上大生产运动，父母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每个人都有300斤小米的任务，妇女同志也不例外。怎么办呢？于是五个妈妈成立了“妈妈班”，用换工的办法，一个妈妈在家带五个孩子，其余四个妈妈下地干活，依次轮换。在家的妈妈不但要带孩子，还要给孩子轮流喂奶。我母亲和苏冰阿姨的奶水好，每当她俩带孩子，孩子们基本能吃饱。乌兰阿姨、云曙芬阿姨、海涛阿姨的奶水不好，孩子们吃不饱，哇哇地哭，她们急得没办法，就到大食堂打来小米汤喂孩子，或者把红枣嚼碎喂孩子。好容易孩子们吃饱了，她们就把五个孩子抱到窑洞外边，放在一个喂牲口用的大笸箩里晒太阳。我们五个孩子就是一个笸箩里长大的亲兄弟。

    女同志没有男同志劳动力强，何况还要带孩子，妈妈们只好另想办法。延安民族学院在伊克昭盟乌审旗有生产基地，经常从那里贩运回来一些生羊皮和羊毛。梳理羊皮、羊毛的活又脏、又累、又味，没有人愿意干，但折成小米的折算率最高，容易完成生产指标。妈妈们选择了干这个活，还缝皮袄、纺毛线、织毛衣。

    刚开始缝皮袄，我母亲连个顶针都没有，经常扎破手指，鲜血直流。想到每多交一件皮衣，前方的八路军将士就多一件御寒的衣服，就能多杀日本鬼子，她就咬牙坚持。

    母亲织毛衣织得最快，曾经创下一天一夜织完一件平针衣服的最高记录。母亲因为吃苦耐劳，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的乙等劳动模范。

    寒峰叔叔解放战争时期是骑兵师的政委，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曙芬阿姨一直做妇女工作，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已是92岁高龄。他们的孩子恩蛋（韩云斌）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厅长，现在和我一样也退休了。

    克力更叔叔和我父亲一起参加了内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四三会议，解放后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兰阿姨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草原女司令，解放后担任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他们的孩子阿斯愣（成索思）和我从小玩到大，他有个有名的弟弟叫安吉斯，是电影小兵张嘎的扮演者。于兰 阿姨当年参加拍摄电影《小兵张嘎》，千挑万选找不到张嘎子，她到乌兰阿姨家里去玩，看到一个淘气的男孩，于兰阿姨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嘎子嘛！安吉斯扮演嘎子果然非常成功。

    宋友田叔叔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战场，解放后他担任陕西省副省长；海涛阿姨非常能干，解放后担任西安市副市长，可惜她在“文革”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毛孩（宋涛）毕业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是一名军医。

    霍流叔叔长期在宁夏工作，曾担任宁夏自治区办公厅副主任；苏冰阿姨曾任宁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她身体非常健康，已经98岁了。他们的儿子蒙儿（吴蒙儿）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可惜几年前去世了。当年的五个小伙伴如今只剩下四个，我们都非常怀念蒙儿兄弟。

    阿洛夫接生

    1944年底，父亲去了三边，母亲就搬到西北局统战部花石泛 的新窑洞住。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我却经常出现险情。花石泛窑洞后面有个猪圈，我看见过猪吃食，很是羡慕，那时候我走路还走不稳，居然从门板底下的缝隙爬出，爬到几十米外的猪圈里偷吃猪食。妈妈下班回来，孩子不见了，急得不行，以为是给狼叼走了。好多叔叔阿姨漫山遍野找我，忽然隐隐约约在猪圈方向听到孩子的哭声，这才发现我满身猪食躺在猪圈里。母亲又生气又可怜我，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我妈妈在窑洞墙上放油灯的洞里，晾了一碗挂面在那里，我用勺子去够，一下子把面打翻了，一碗热汤全泼在前胸，被深度烫伤，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抢救我的是苏联大夫，叫阿洛夫，人们叫他阿大夫。他金发碧眼睛，我很害怕他，怕他给我打针，见到他就哭。妈妈说：“你别哭啊，阿大夫最喜欢你了，你还是阿大夫接生的呢。”在延安，大部分在中央医院出生的孩子都是金茂岳大夫接生的，我妈妈生我时也希望金大夫给接生。她嘴里念叨着千万别让阿大夫接生，结果还是赶上他，但我非常顺利地生下来了，母亲非常感谢阿大夫。

    我还被野狗咬过一次，手指头鲜血直流，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可能会得狂犬病，幸好无事。

    最要命的一次是前方打了胜仗，战士聚餐庆祝，喜欢我的战士把我也抱去了，喂了我一块肥肉。我太小了根本不能吃肉，何况是肥肉，回到家就拉肚子，连拉几天，人也昏迷不醒。我妈第一次养孩子，没有经验，急得直哭。后来南汉宸夫人王友兰阿姨知道了，就让我妈把我交给她，王友兰阿姨说：“我生了12个孩子，个个活，你就下部队去演出吧，回来以后保证还你一个大胖小子。”果然，几个月后，我妈回延安，心里嘀咕着我还能不能活下来，没想到我不仅病好了，而且长得又黑又胖。

    那时候王友兰阿姨筹办第二保育院可以接受孩子了，王友兰阿姨就把我送进延安第二保肓院。

    标题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究竟办了多少个保育院、托儿所，现在也缺乏一个精确的统计，如果再加上各部门和各学校办的托儿班、妈妈班，那就更多了。其中最著名的有第一保育院、第二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

    1937年3月，高岗当时的夫人杨芝芳阿姨在延安城南柳林子办起了延安托儿所 ，共有20多名儿童，时间不长就停办了。杨阿姨说：“我是个老党员，没有文化，干不了别的事，就让我为革命带孩子吧。”这样，杨芝芳阿姨又重新开办了延安市托儿所。毛主席的女儿李敏，还有谢丁丁、陈小胖、傅继男、贾丽丽 、罗小金（李铁映），都在这个托儿所里。1938年10月经过整顿、扩建，改为战时儿童保育院。毛主席亲自为保育院提词“儿童万岁”。《新中华报》还发了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

    以后保育院又与延安女大托儿所、中央统战部招待所 合并，正式称为延安第一保育院，杨阿姨担任了很长时间的院长。西北解放后，杨阿姨把保育院带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杨阿姨为我们党的幼儿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她96岁时去世。

    第一保育院有工作人员19人，边区保育分会的秘书丑子岗 阿姨参加了筹建工作，第一批接收了57名儿童。李芝光、陶汲波、丁彤、凌莎、黄杰 都在保育院担任过领导工作。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壁 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后来的保育员还有韩俊理、郭玉萍、黄海明、王莤平、曹私锦等。

    中央托儿所是1940年成立的。1941年，在宋庆龄女士的主持下，从美国洛杉矶募得一笔款项，以及大量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由宋女士组织战时保育委员会 的人员，通过国民党层层关卡运到延安，赠给中央托儿所。为纪念和感谢海外友好人士的支援，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保育院。1946年6月，毛主席亲自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亲笔题词“已有进步，更求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她发展成为总政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