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李的姻缘使我们两家的四位老人得以相识，聊起往事才知道，我的父母和我的婆母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一起工作过的战友。两位母亲同年出生，又同在十二岁那年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我母亲从山西长治抗大分校毕业后，分配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婆母因为有一副好嗓子，被送到太行鲁艺分校学习，后来便在太行试验剧团唱歌演话剧。那时，我父亲正在八路军的兵工厂里制造枪炮，虽然他们都生活和工作在太行山区，近在咫尺，却并不相识，是1942年日寇发动的“五月大扫荡”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1942年五月下旬，侵华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了精锐部队两万余人包围了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五月末的一个清晨，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在空军的配合下，以太行山的南艾铺，窑门口为目标，突然发起总攻击，他们从四面八方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压缩，企图完成“铁壁合围”，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当时总部机关所在地还驻有北方局，新华社，工厂，学校，医院及婆母所在的剧团等单位。守卫总部的八路军部队，为争夺突围通道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斗争，这场战斗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战士们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毫不畏惧英勇反击，直到打光了所有的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总部同志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母亲已经跟随总部机关带着党的重要文件撤退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了，在柳沟兵工厂做厂长的父亲和总工程师陈志坚伯伯分别带领工友们把厂里的设备、原料、半成品、物资等运进大山深处隐藏了起来。可是婆母与几十名女战士及部分后勤人员却没能冲出重围。在潮水般涌来的日本兵的追赶下，爬上了一座名为莲花垴的高山。前方是悬崖峭壁，后面是步步紧逼的日本兵，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声和日本翻译劝降的声音越来越近，在此关头，婆母像所有八路军战士一样，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尊严和牺牲。她紧紧抓住身旁一名女战士的手，俩人一起走到悬崖边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几十年以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婆母平静地说，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誓死不做日本人的俘虏。

    陈志坚伯伯带着工友埋藏好机械设备和物资的时候，天已过午，劳累了几天几夜的工友们纷纷散去。陈伯伯再次检查了设备藏匿情况后，拖着疲惫的身体，一个人沿着山间小路去找部队。路过一个小山村时，碰到一位背着柴火从山上下来的老大爷，他抬眼打量了一番面前这个穿着灰色八路军装的年轻人，指着身后的大山说：“坡坡上躺着个女八路，还有口气呢。”说完便匆匆地走了。陈伯伯立刻沿着老乡指的方向走进山谷，找遍所有可以称作坡坡的地方，终于在一棵大松树下的土坡上找到了那位“有口气”的女八路。他把她喊醒，问她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女战士已经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自己叫培蕊，是实验剧团的演员。陈伯伯赶忙解下绑腿把瘫软如泥的女战士紧紧地系在自己的背上，捡了根粗树枝拄着，小心翼翼地朝山下走去。这时的总部医院已经转移了，陈伯伯走走歇歇一路询问也没能打听到医院的下落。天傍黑的时候，枪炮声渐渐稀疏，扫荡的鬼子也开始撤退。一匹跑散的日本大洋马正在路旁吃草，陈伯伯紧跑几步上前抓住马缰绳，把女战士放在马背上，牵着马继续寻找医院。忽然一颗炮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和四溅的泥土吓得大洋马嘶叫着，挣脱开缰绳飞奔而去，在村口拐弯处把背上的女战士甩了下来。被大洋马拖倒在地的陈伯伯顾不得自己的伤痛，连滚带爬地向女战士跑去。看着被摔得昏迷不醒的女战士，他知道她必需马上得到救治，再也经不起路途的颠簸了。陈伯伯从村里找来一位老乡，把女战士抬进老乡家，他们为女战士做了伤口清洗和简单的医疗处理。这一夜，女战士昏昏沉沉地睡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逐渐苏醒过来，可是浑身酥软无力的她再也不能动弹。陈伯伯只好把她寄放在老乡家养伤，他翻出身上所有的边币交给老乡，嘱咐再三才离开，连夜去寻找部队了。

    日寇的枪炮和屠刀没有让太行山的军民屈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六月底，日本鬼子不得不撤退，四十多天的大扫荡终于结束了。战火的硝烟还未散尽，八路军总部的各单位便开始清点人数整顿纪律，以便尽快恢复工作和生产。陈伯伯和其他同志一样，按照上级规定向组织如实汇报了他脱离部队后那段时间的经历。可是却有人反映他在反扫荡期间，背着一位女八路走走停停好像是在谈恋爱，要求组织审查他。我老爸以生产任务重工作忙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审查陈伯伯的要求。

    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五月反扫荡期间陈伯伯脱离部队及与女八路关系不清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上级派来的整风干部宁肯相信传闻，也不愿听陈伯伯的申诉，他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单独关了起来，审查也步步升级。我老爸在自己被审查甄别之后，不顾再度被怀疑，多次为陈伯伯辩解，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说出了陈伯伯的身世。

    陈伯伯是河北河间人，家中十分清苦。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迫做了手术，准备送进清宫当太监。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陈伯伯没有被送进皇宫，却被亲戚带到了唐山，考入铁道学校。那是一所为穷人孩子提供食宿免收学费的学校，但毕业后必须在铁道部门从事艰苦的工作。陈伯伯在学校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同时也接受了共产党的启蒙教育。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便辗转来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老爸无奈的证言使审查人员无语，陈伯伯被解救出来了。

    1966年，陈伯伯已经是T部的领导干部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像所有当权派一样被打倒，那段往事又成了重点审查的内容。专案组人员根据他提供的女八路叫培蕊，康复后被送到延安，可能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线索，开始了全面调查。两年后他们终于通过中央办公厅找到了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的婆母。据婆母说，当她知道来人是调查陈伯伯的时候，竟激动地站了起来，反反复复地问“他叫陈志坚？他在哪儿？我找他找得好苦！”婆母当时的身份是黑帮家属，专案组人员没有可能，也不会告诉她另外一个走资派的任何消息。但婆母还是高兴了好久，因为她终于知道了救命恩人名字叫陈志坚，他还活着，是某部委的领导干部，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他。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1977年初，我和小李喜接良缘。1978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壮壮降生了。孩子百天的时候，我的父母来看我和他们的外孙。与亲家聊天之中，婆母再次提起“五月大扫荡”，提到了那位曾经救过她性命，却始终找不到的陈大哥。“是陈志坚救的你？”老爸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问道。“是啊，是叫陈志坚，文革时调查人员说的就是这个名字。”老爸这时才把当年陈伯伯的经历与当前的亲家联系起来。他告诉婆母，他知道这件事，也说了为这件事陈伯伯受到的委屈。他还告诉婆母，陈伯伯如今在T部工作，与他的妹妹一起生活，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婆母请老爸帮忙，她一定要见一见这位救命大哥，当面向他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