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驻宜昌的独立14师夏斗寅部叛变（即马日事变）。他与四川军阀杨森勾结，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攻。此时叶挺将军也率24师日夜兼程从河南返回，讨伐叛军。黄埔军校学员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被编成中央独立师，赴前线讨伐叛军。军校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三团，归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统一指挥。叶挺已是著名的北伐将领。他率领的部队被称为“铁军”。女兵们成为他麾下的一员都感到无比的荣幸。叶师长在战前动员时说：“从今天起，你们就不再是中央军校的学生了。你们已经是正规军，是中央独立师的士兵了。你们要勇敢坚强，担负起当前的革命重任。”
   
    男生队开赴前线杀敌，女生编在前线政治部，承担宣传，救护和警卫工作。部队从纸坊打到土地堂，一路向嘉鱼、蒲圻、咸宁、新堤地区攻击前进。女战士沿途收拾被叛军毁坏的城镇村庄。许多老百姓被夏斗寅欺负跑了，女兵们通过刷标语、发传单、口头宣传等方式，揭露蒋介石和夏斗寅的反革命罪行，讲明讨伐夏斗寅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女生队的宣传工作，不少群众回来了，并积极支持我军作战。女生们还帮助恢复了农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

    在部队开发途中，女兵们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渴了，喝山涧里的水，饿了，就勒紧腰带，没有一个人掉队。夜晚露宿在山头，下铺着军毯上盖着雨衣，5月的南方正值梅雨季节，地上潮湿，空气寒冷，清晨起来头发都湿透了，军毯能拧出水来。女兵的脚底磨起了血泡，两腿疼痛得举步艰难，但是，大家都不吭声，不想将痛苦传染给其他的姐妹，不时还互相打趣逗笑，充分体现出革命女军人的乐观主义精神。经过这次西征的锻炼和考验，使女学员们成为体质健壮、意志坚强能的女战士了。女学员谢冰莹在随军西征时，写了一部《从军日记》，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在全国引起轰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作战，革命军打败了叛军夏斗寅部。西征凯旋后，湖北省妇女协会向女生队赠送了一面锦旗，上写“开历史新纪元”。这是对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兵的最大褒奖。在庆祝胜利的笑声中，一个晴天劈雷般的噩耗向王亦侠袭来，她寄养在洋车夫家中的孩子因病不治，不幸夭折了。这令年轻的妈妈心如刀剜，悲痛欲绝。这是她为了革命献出的第一个孩子。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王亦侠没有被反革命的气焰吓倒，也没有为失去亲生骨肉而产生丝毫的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继续革命的决心。就在革命低潮时期，她毅然向军校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经张去非介绍，王亦侠于1927年6月被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坚定不移、百折不扰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革命失败后，军校决定让学员提前毕业，于8月15日举行了毕业典礼仪式，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为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教官在最后一次大会上对学员的临别赠言是:“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句赠言深深印刻在王亦侠和她的战友心中。“革命女兵”像胎记般地刻印在她们整个的生命过程中。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许多的选择,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那么几次。在革命的低潮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大浪淘沙般的考验，谁是真金，谁是污泥，终会一清二楚。事实证明，有些人消极了,成为革命运动的旁观者；有些人背叛了革命，成了人民的敌人；但不少女学员坚定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她们中有的人跟着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有的人回到家乡，参加了地方革命武装暴动；有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的人在被捕后，面对敌人的法庭和监狱，表现得英勇不屈；有的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继续端起枪来打击日寇侵略者；更有人为革命牺牲了宝贵生命，如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烈士、游曦烈士、胡筠烈士……她们是黄埔女兵最光辉的榜样。还有张瑞华、曾宪植、黄杰、陶桓馥、王亦侠、危拱之、钟复光等黄埔女战士。她们虽然经历过无数的艰险曲折，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为中国革命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据笔者所知，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查阅过黄埔军校同学名录。他特别关切地问到至今留在我们党内的黄埔六期女学员的情况。当得知她们的情况后，周总理深感欣慰。

    百折不饶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张稼夫奉命留在武汉从事兵运工作，协助曹汝谦同志安置转移从前线下来的军队同志。当时的环境非常危险和艰苦。王亦侠因怀孕在身，无法随军行动，组织安排她留在武汉，掩护张稼夫从事护兵运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汉口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兵运结束后，他们的直接领导曹汝谦同志准备和他们一同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但临上船时，曹临时接到上级指示，另有任务不能同行，张稼夫只得只身去上海寻找组织，当他按指定的联络地址椄头时，才发现此联络点已遭敌人破坏。张稼夫随后转而去北平继续寻找党的组织，王亦侠因临产回到山西。当回到山西后，阎锡山已发出追捕张稼夫、王亦侠夫妇通辑令。太原和各县的城门上都张贴着通缉令，致使她无法在山西安身，只得去陕西榆林的农村，当上一名小学教师。王亦侠说：“我们宁肯颠沛流离，断了生计，没有饭吃，绝不背叛革命，不接受国民党的聘请，不为反动派干一点事情”。1930年张稼夫在上海通过潘汉年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亦侠随后来到上海，负责做掩护工作。后来社会研究所迁至南京，张稼夫担任了中共南京市委筹委书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和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很危险和艰难的。当时以王明为书记的党中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致使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夫妻不惧艰险，忠诚地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0年，王亦侠与丈夫张稼夫从事地下工作时，摄于北京

    抗战初期，张稼夫在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工委的领导下工作，并担任山西省工委秘书长兼宣传委员职务。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国共两党建立了山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王亦侠遵照党的指示，以牺盟会的身份在太原从事工人运动工作。她曾到太原晋华纺织厂宣传抗日救亡，动员女工支持抗日。在这里，她也目睹了纱厂女工们，过着与武汉纱厂女工同样悲惨的生活，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反抗封建旧制度的压迫，争取妇女自由解放。她和女工们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受到女工们的爱戴。大家亲且地称她为“咱的王大姐”。    

    临汾从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临汾的共产党员前仆后继，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6年红军东征时，临汾地区党组织曾组建了革命武装，后编入了红军东征队伍，为壮大我党的革命武装做出历史性贡献。同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后，山西反动派进行疯狂的报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致使党的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临汾县委被迫解体。

    1937年春，中共山西省工委派遣王亦侠以牺盟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回到临汾，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边恢复临汾县党的组织，开辟党的工作。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相当猖狂，工作只能秘密开展。临来时，上级告诉她到临汾后的接头人和接头信号，但此人久等没来。不久，来了一个叫王金林的人。他是同蒲铁路的职员，也是王亦侠的本家亲戚。但王亦侠不敢贸然与他接头，给上级党组织写了一封密信，请示是否可以和王金林接头？得到上级批准后，她和王金林一起发展了党员朱剑白，经省工委批准，“临汾县开辟党支部”正式成立。王亦侠担任书记，王金林任组织委员，朱剑白任宣传委员。临汾女师的校长是王亦侠父亲的朋友，所以她就以女师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以党的基础比较好的女师为基地，联合周边的临汾中学和铁路职工，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对外则以牺盟会的名义，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此间，他们发展了不少的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后来成为我党的各条战线上的优秀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们经常深情说：“王亦侠大姐是带领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临汾开辟党支部同时肩负着领导开辟临汾、浮山、襄陵等地党的工作。在近十年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临汾县党组织在几经受挫中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为党在在晋西南地区又增添了一块新的阵地。
        
    主动请缨率兵打击日寇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工委等领导机关先后转移至临汾。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也从陕北渡过黄河，经临汾开赴华北各抗日前线。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彭真等领导同志，都曾在临汾领导指挥过抗战。

    1937年10月，为了适应临汾将成为华北抗日指挥中心这一重大变化，中共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决定，撤销临汾县开辟党支部，成立中共临汾县中心委员会。

    当日军即将进犯晋西南时，北方局、省委领导林枫同志亲自找王亦侠谈话，让她继续留在临汾县委工作并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职务。但是，王亦侠却向组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她说，留在县委做领导工作固然重要，也相对安全一些。但她非常希望亲自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直接同日寇作战。这样做，对抗日救国事业具有更为实际的贡献。她提出这个请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条件：首先，这里是她的家乡，人熟，地熟，山熟，水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利用这些条件，她能如鱼得水般地开展武装斗争；二是自己受党多年教育，经历过许多的曲折和磨炼，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国扛抢打仗乃至捐躯沙场，是男女革命军人共同的天职和本分；第三，她在黄埔军校学习锻炼的经历，具备了军人的基本素质和指挥战斗的能力，有信心担负起这项重任。她的这个想法和请求得到林枫同志的鼎力支持。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任命她为牺盟会特派员兼晋西南二区区委主任，党内职务为区委书记。这是党对王亦侠的信任和重视。

    二区区委就设在她的家乡土门镇。土门镇位于汾河西岸，从土门再向西便进入吕梁山区，是个战略要地。在这里建立抗日武装恰好把守着山口。她领导的二区辖有多个编村，仅土门一个编村就管辖着120个自然村。可见二区管辖地盘是相当大的。这对年仅30多岁的女同志来说，责任和担子之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亦侠来到二区后，立即传达了党组织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的指示。抗战初期，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下，阎锡山开始还是允许建立群众抗日自卫队的。他们就利用牺盟会的名义，号召动员各村的青年成立抗日自卫队，从各村选拔出200多名队员，集中在区里脱产轮训，每期轮训三个月。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口号。王亦侠说，现在大多数的穷苦农民都参加了自卫队，有钱的豪门财主就必须摊派粮食和钱财。王亦侠摊派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的家。她动员母亲一次就捐献了四、五十担粮食。此举也带动了其他一些不情愿摊派的有钱人，使他们不得不捐出钱财和粮食来支持抗战。

    第一期自卫队的训练刚结束，日本鬼子就占领了临汾城，临汾城和土门镇只有一河之隔，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当时对于自卫队员何去何从的看法比较混乱。有人主张将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保留下来，但不少自卫队员因惦记着家中妻儿老小，闹着要回去。经过队部领导认真研究，作出了“留去自愿”的决定。临别时王亦侠向队员们说：“如果鬼子打来了，有良心的中国人绝不能当汉奸。如果谁想回来，游击队随时欢迎你们。”这个决定一宣布，人忽喇一下都走了，200多人的队伍，只留下十个人。王亦侠非常珍惜留下的队员。她说，这十个人是革命的宝贝，是革命的闪亮火种。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游击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接着由共产党员王亦侠、郝玉玺、董志信为领导，以这十位战士骨干为基础，正式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此时，根据党中央关于在敌后重点开展游击游击战争的指示，晋西南区党委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下设三个游击支队。王亦侠领导的就是第三游击支队。同时，她还继续担任二区党委书记，并兼任游击队支队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

    游击队成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枪支和弹药。没有武器怎么打击日本鬼子呢？听说阎锡山的区政府有几条抢，他们就决定冒险去闯一闯。王亦侠利用牺盟会主任的身份对阎锡山的区长说：“阎司令长官命令你把枪支发给自卫队。请你现在就交给我们。”那老区长说：“我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王亦侠说：“命令是从牺盟会这条线传下来的。”那区长拿起电话挂到太原总督府想核实真假。王亦侠等一行人很是紧张，此刻大家都准备随时用武力夺枪。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老区长手握电话一口一声地说：“是，是，是！”放下电话后，他就乖乖地领着他们把枪给抬走了。当时王亦侠等人感到很纳闷：阎锡山怎么那么好心，能把枪送给共产党的队伍呢？直到后来她遇到了一个人，才解开这个谜团。那人见了她就笑着说：“王大姐，你好大的胆呀！”原来他就是我党打入阎锡山身边同志。那天区长的电话正巧打到他的手里。他就命令那区长立即把枪交给自卫队（实际是游击队）。王亦侠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感激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同志们。他们从事的敌后秘密工作是支持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保证。

    其实，游击队从区政府搞来的尽是些老掉牙的破枪，十个子弹也不定能响一个。但是，毕竟自己手中有了武器。后来，他们用这些“样子货”从国民党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手里缴获了不少的精良武器，终于将这支抗日的队伍武装起来了。

    王亦侠说，日寇犯下的罪行就是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大动员。他们疯狂烧杀掠夺，用血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群众，激起全民族抗日决心。不久，那些离开的队员们就陆续的回到了游击队。他们每人都有一本血泪帐。这些队员说，现在就是游击队轰我们我们也不走了。不久，这支游击队就扩大为300多人。事实也证明，当初队部做出“留去自愿”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王亦侠说：回来这么多的队员，枪支弹药又不够用了。怎么搞武器又成了难题。她后来回忆说：我们的队员们可聪明了，想出了许多的好主意好办法。如“武装动员”阎锡山的散兵缴出枪支，到汾河里打捞阎锡山馈兵丢弃的抢支弹药，从小股日本鬼子手里缴枪，还通过政治攻势，动员阎锡山的队伍送抢。有一次，阎锡山的一个军官押了几驮枪械给他们前方的部队送给养，游击队拦住了他并告诉他：“你们的队伍都跑光了，再往前就把枪送到日本鬼子手里啦！还是交给我们打日本鬼子吧！”这位军官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把几十条好枪和子弹都留给了游击队。

    由于斗争环境艰险恶劣，这支敌后游击队没有任何通讯联络设备。上级领导机关经常转移，很难及时得到指示。晋西区党委武装部部长黄骅同志（红军长征干部，后在冀中玉田县壮烈牺牲，至今该县名为黄骅县）很关心这支部队，有时给游击队带来党的指示，但也只是几个月才能来一次。王亦侠回忆说：这支队伍怎么带？仗怎么打？群众工作怎么做？当时就靠北方局印发的一本小册子《游击队手册》。这本书可起作用啦！我们遇到难题就去翻这本手册，只要按它办法去做就能打胜仗，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时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真的成了‘本本主义’了。其实，这本《游击队手册》是北方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略战术编写成的，当然管用。

    在游击队的打击下，日本鬼子多次进犯都没有站住脚。后来日军都不敢进山来了。鬼子说：“那里‘八路’大大的有！”其实到底有多少八路军，日军根本搞不清楚。因为游击队一般都在暗处，敌人在明处，敌人挨了打都不知我们有多少人，躲在什么地方？相反游击队占着有利地形，不仅仗打得狠，而且伤亡很少。王亦侠说：当时真是全民皆兵。当我们得到鬼子要来的消息后，就埋伏起来等待出击。上方传来密密麻麻的枪声后，看见日军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时，我们就接着一阵猛打。敌人一旦过了我们的阵地，下面就有人接着打上了。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上方和下方都是谁在打？因为二区只有我们一支游击队。她感慨地说：这密密的枪声说明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势必到处挨打。

    王亦侠是这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又是指挥者。她在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在战斗中得到了充分地施展和发挥。她不仅能双手持枪射击，枪法也很准确；她有胆有识，指挥镇定自如。在她的指挥下，这支游击队打了不少胜仗，自己伤亡却很少。她以身作则为人表率，爱护战友保护群众，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称她为“咱们的女司令”，老人们则称她为“咱们的好闺女”。据笔者所知，在抗日前线亲自带兵打仗的女同志是比较少见的。赵一曼烈士就是一位佼佼者。身为共产党员和黄埔女兵的王亦侠同志，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奋不顾身，主动请缨指挥队伍英勇抗击日寇，也不愧为黄埔女兵的佼佼者，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巾帼英雄，不愧为山西人民的好女儿。她的英雄事迹当为后人世代铭记。 

    在她晚年，每当有人前来采访时，她很少谈及自己的事迹。可是，每当谈到游击队的战士时，她就滔滔不绝，一口气能说出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来。仅举几例如下：

    游击队经常需要派战士进临汾城搞侦察。战士接到命令后不用化妆就下山了。他们一身当地人打扮，说着本地土话，不要说敌人，就连临汾城里的市民都看不出他们是游击队员。加之战士们的机智勇敢，所以每次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

    有一次，游击队接到消息，说有六个日本鬼子进了一个村庄。游击队立即紧急集合下山。刚走到半路，迎面就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神气活现。王亦侠立即下令隐蔽，要求抓几个活的鬼子。不料，那三个“日本兵”却用晋南本地话大喊：“别打，是我们！”由于天黑分不清是谁，王亦侠一心就想抓“舌头”。等那三人走近后才发现，原来是队里探亲的游击队员。他们也听说邻村去了六个日本兵的消息，天黑之后就去掏了鬼子的窝，捎带脚就全部解决了。他们看到日本军服很结实，就扒下来套在外边，还戴上钢盔，穿着大头鞋，这才引起刚才这场误会。事后，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还奇怪，日本人咋也会说咱晋南话呢？讲得还真地道。原来是你们几个死鬼。”没抓着舌头，虽然是个遗憾，但战士的英勇机智实，主动出击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还有一位战士请假回家结婚。婚后第三天，听说日本鬼子要进山围剿游击队。当日本鬼子路过他家村庄时，他只对新媳妇说了一句话：“鬼子来了，我打鬼子去。”抄起带来的手榴弹就上了最高的房顶。当他等到日军骑马的人过来时，就向人多的地方一连甩了几个手榴弹，炸死了不少鬼子，随后发生了一场激战。这位战士引爆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了。其实，当时他不打，敌人是不会发现他的。他是用自己的行动，用生命为代价，向游击队报告敌情，保护自己的战友。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壮举，深深感动和激励了全体游击队战士。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埋葬了这位只做了三天新郎的战友，擦干眼泪继续同敌人作决死的战斗。

    游击队里还有一位“拾来的孩子”。是个十三、四岁的四川娃子，是国民党刘湘部队掉队的小兵。他的个子还没枪高，大家都听不懂他的话，只听得懂“打日本”三个字。他要留在游击队打日本，硬是不走。他从敌人手里夺了一支抢，视之如命。一次战斗中，队伍埋伏在高粱地里。他被敌人的一颗瞎炮打中了下肢，连骨盆一起炸飞了。他硬是用两臂支撑着爬出高粱地，将枪递给分队长，说了句“留下它打日本”就牺牲了。周围的的同志没有不掉泪的。因为游击队牺牲的人很少，大家都非常疼爱这位远离家乡的抗日小战士，更是为他顽强抗日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同志们发誓，一定为这位是“拾来的孩子”报仇雪恨。游击队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仅举上述几件为例。

    我们游击队战士，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用血肉筑起长城，英勇杀敌，宁死不屈，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英雄赞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今天，我们生活在独立富强幸福的新中国，千万不能忘记他们！

    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为革命奋斗终身

    1938年夏，为加强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各游击队整编为抗日决死队。同年，王亦侠奉命去延安中央组织部学习。与她同行有几名游击队员，还有她不到三岁的女儿。每当大家谈起孩子的事情时，这位坚强的女战士总是心情沉默，不愿多谈及。因为为了革命，她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前面说过，她在黄埔军校时，西征讨伐夏斗寅回到武汉后，孩子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死去了。后来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的三个孩子也都先后夭折了。这对母亲来说，无疑是剜心之痛！为了抗日，王亦侠将幸存的第五个孩子也交给她的二妹照顾。二妹夫妇抱着孩子，牵着一只奶羊，整天东藏西躲，生怕被日本鬼子抓到。孩子经受不住折腾，也得了大病。在孩子生命垂危时刻，家人从游击队找来了妈妈。战时缺医少药，孩子几天高烧不退，王亦侠再次绝望了。她想，与其看着孩子死去，不如“将死马当着活马医”。她用棉被将孩子捂起来，任其大哭了一夜。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孩子的烧退了，想吃饭了，小命终于保住了！乡亲们惊喜地说：“这孩子的命真大”！她这次去延安学习所以要带上孩子，就是希望能为孩子找条活路，自己也可放下“包袱”，轻松重返抗日前线。

    在延安组训班学习结束后，孩子的安置问题还没有着落。正当她为此事发愁时，中央组织部的夏大姐告诉她，边区政府正在筹建保育院，急需干部，让她协助丑子纲同志一起筹建保育院，然后将孩子安置在这里。1938年10月2日延安保育院正式成立。11月19日王亦侠将孩子安置在安塞县延安保育院后，立即返回延安城，准备重返抗日前线。

40年代的王亦侠

    就在送完孩子的第二天，即1938年11月20日，是一个星期天。在延安最热闹的新市场，前来赶集的人很多。上午十时左右，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声。王亦侠刚跑出窑洞就看见杨大嫂（高岗的前夫人）在锁门。她裹着小脚跑得慢。王亦侠让她先跑，自己帮她锁门。此时防空洞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于是她就向别处跑去，没跑几步敌机已飞到上空，她就地卧倒在一排屋檐下，接着便听到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和哭喊声。敌机走后，她的身上都盖满了尘土和瓦砾，侥幸的是没有受伤。她站起来向四周一望，简直惨不忍睹。新市场的店铺和街道面目全非，无辜的百姓被炸得血肉模糊，四处是残肢断臂。这就是日寇对延安最大的一次轰炸，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38年底，王亦侠回到了晋西南抗日前线，担任晋南区党委妇女委员。乡亲们见了她就说：“姑娘，你可回来了！你们在的时候，日本鬼子不敢上山。可阎锡山的61军来了，一听日本人来了吓得就跑，害得咱老百姓可受苦了！”

    这时斗争形势更为严酷。阎锡山已公然和共产党决裂，日军乘机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进犯。有一次鬼子包围了机关驻地，王亦侠带着几个女同志进行突围。敌人已经跟来，她们躲在一间破窑洞里，眼见鬼子从她们门前走过。天黑以后，她带领几位女同志向集结地跑去。她边跑边对战友说：“你们可要记住啦，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腿！”她们不明白地问：“王大姐，为什么要保护腿呢？”王亦侠说：“敌人的子弹若打在你的头上或心脏上，无非就是个死；若打在腿上，你们就要当俘虏了。咱们宁死都不能当俘虏！”后来，她的女战友们还经常说起这件事，非常敬佩王亦侠大姐的勇气和骨气。

    1940年成立晋西北区党委。王亦侠担任区党委妇女委员。同年秋天，她和丈夫张稼夫奉命来到延安。党中央原来计划派他们去上海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地下交通遭到严重破坏，未能成行。张稼夫在中情部担任南方组组长，王亦侠在中央情报部任教育科长。时隔八年，年近40岁的她又怀上了孩子。为了重返回抗日前线，她想过许多办法要弄掉这个孩子，但这个小生命却很顽强，只得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经妇产科金茂岳大夫和苏联阿洛夫大夫的一再劝说，最终才保留住孩子。女孩的名字叫“未戕”，即没有被戕害之意。这位坚定的女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四个孩子。现在为了抗战，这个小生命也差点成了牺牲者。大家都知道王亦侠非常喜欢孩子，但是为了革命，她不惜牺牲女性最宝贵的财富——亲生骨肉，这就是伟大的革命者。1944年，她重回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晋西区党委妇女委员。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年过42岁的王亦侠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为“梦瑞”。晚到的两个孩子也许是上天对他夫妇的补偿吧。

    1948年临汾解放，同年8月王亦侠任中共晋南工委妇女委员会书记、临汾县委委员、临汾县妇联主任，同年被选为出席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调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53年调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正式办理离休手续。

60年代初，张稼夫、王亦侠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