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父亲的生日。父亲李庄，1918年生于河北徐水。按中国传统的说法，2006年，他老人家已进入88岁——米寿之年了。米 寿，是高寿，也是喜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给他过88周岁生日，他于今年3月3日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离开了他的亲人，也使我这个 离家在外的女儿没来得及床前尽孝，只有把深深的遗憾埋在心里。

    四年前的春天，我奉调西北塞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在辞别84岁高龄、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时，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庞、眷恋的目光，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 我会好好出去，好好工作，好好回来，你可要好好等着我啊!个子高高的父亲已经站不起来了，坐着，笑笑，点点头，心里明白言语含糊地答应着。

    此后的这几年，每次回京开会、回家休假，我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是去北京医院看望父亲。早些时，他还能从病榻上被扶起来坐坐，还能翻动我带给他的 这样那样的书籍，后来，便完全卧床了。我能做的，就是握着他的大手，看着他的眼睛，呼唤着他，听着他吃力地、隐约地说，好好工作，回家……因为在西北工 作，我无法像母亲和姐姐哥哥那样天天到医院守望父亲，我想，我应该做的，首先是完成好组织上交付的工作，按中国的老话说，对国家尽忠，这无疑是父亲内心深 处对我的期望；同时，我天天在心里默默祈祷他老人家平安长寿，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边工作边守护他颐养天年，弥补我做小女儿却离家最早、在父母晚年时辞亲远行 未能尽孝的缺憾。

    近几年，与父亲同时代、年龄相仿的新闻界老前辈吴冷西伯伯、穆青叔叔先后辞世，自然规律迫使我与家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去冬今春，住在北京医院已一年多 的父亲，身体状况眼看着不好，我的期盼和担心也在被迫发生着变化，从担心来不及守护他的晚年岁月，到担心发生意外赶不回他的身边。

    不管如何担心，如何期盼，父亲终究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3月15日，隆重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丙戌清明，我们全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祭奠了父亲。这之后，几位朋友嘱我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我迟迟未能成稿。

    为什么写不成？我也在心里问自己。忙忙碌碌中，渐渐想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不敢回想又不能回避的3月3日。几个月了，我始终不肯面对父亲离去的现实，每 一想起，不待动笔，便潸然泪下，不能自已，于是抱定鸵鸟政策，无视现实，不看照片，不去回想。眼下，正飞行在远赴欧洲考察的航程中，万米高空，十余小时， 暂时脱离了实实在在的大地和实实在在的悲喜，就借此时机提笔吧，兴许，在回到纷扰的现实和繁忙的工作之前，我将可以完成对我敬爱的老父亲的书面忆念。

    熟悉我们家的老朋友都知道，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有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父亲是他那一家人、他那一辈人的长兄，抗战初期就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他 的弟弟妹妹也相继到北京参加革命、读书、工作。我们一家，还有叔叔姑姑五家三代，戏称“老李家”的几十口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

    我的姐姐哥哥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因为分别生在祖国解放的黎明和北平更名北京之前，而被父母起名李晨、李平。我出生于建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故 名为东东。我们的名字，已不再像父辈大家族那样按偏旁部首或以某某字排辈分（比如父亲一辈的名字都是单字、草字头，李莊、李蓁、李蒴、李茜、李芷……）， 而是反映了父母参加革命后所经历的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且不落俗套，但兄弟姐妹的名字之间，就看不出字面联系了。

    我的祖母属于封建大家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型，不识字，没文化，连长子的生日也没记住。父亲只知道自己生于1918年夏，于是在参加革命后，就把党的生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用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剧名概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事业，波澜壮阔。他们做父母的，无怨无悔、有国无家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我们做子女的，也就被他们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

    我从3岁被送进《人民日报》幼儿园，7岁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十年时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父母身边。客观地说，在同龄人中，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环境 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能进入著名的育英学校读书。但我的记忆里，尽管育英条件那么好，尽管我们十分珍视那样的学习环境，但童年少年时头脑中还是充满着两个 字：想家。

    我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大抵与中国一般家庭相仿，严父慈母。父亲工作责任重，职务高，理所当然地顾家少。我和姐姐哥哥对父亲都有敬畏感，说白了有时还 有点儿怕他，不外乎因为他的严肃、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父亲的战友和同事，包括他的弟弟妹妹，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除了对工作本身要求严格外，几 乎从未见他生过气、发过火。但在家里就不尽然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多数时间阳光灿烂，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说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此时 母亲带领全家，敛声闭气，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他消气。生气到消气的时间，因生气内容不同而或长或短，几小时、几天不等。我长大成人后，越来越理解了 他的这种对同志和对亲人态度的不同，不外乎内外有别，责人宽责己严，责家人责子女严；另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政治环境紧张，一个常常处在 风口浪尖且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大男人，纵然千锤百炼笑对人生，内心也不免会有紧张和恐惧，他的压抑、他的愤懑、他的疲惫，不朝老婆孩子发朝谁发呢？幸亏我有 个通情达理、性格温婉的母亲，几十年来，承托着工作、丈夫、儿女这一副副重担，以她内心的坚强与从容，成为家庭这艘航船停泊的港湾。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不教便是教。我的印象里，他很少像母亲那样手把手地教过我什么，也没有像母亲那样利用寒暑假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背唐诗宋词，读中外 古典名著，因为他太忙了，和我们见面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兄弟姐妹早上起床时，凌晨四五点从报社下夜班的父亲刚刚休息；而等我们下午游泳滑冰回来，他已 经到报社去看文件，看稿子，开会，又接着上夜班了。

    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书房伏案写作，时不时站起来，双臂环抱胸前，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这样的时候为数不多，一定是因为某种原 因，父亲偶尔倒班或是开会、采访后，在家里赶稿子。一次是在夏天的午后，淅淅沥沥下着雨，还有一次是夜深人静，满天星斗。我睡不着，悄悄爬起来，站在客厅 兼书房的门口，看着父亲宽厚的背影遮住台灯橙色的光芒，我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我的头，笑着答应了。于是，我坐在沙发上，静静 地看着他时而握笔疾书，时而颔首沉思，时而来回踱步。原来写作这样美好，原来写作这样辛苦——认真和努力这两个词，新闻与写作这两件事，父亲就是这样教我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