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解放战争中我军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从胜利走向胜利。其间克服了各种困难使野战军电台与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昆仑纵队崔伦（在延安通校的好战友，曾任志愿 军首任通信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参谋长、主任）电台保持了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使野战军主力与昆仑纵队（包括中央军委首长、解放军总部机关主要是作战 室和联络、情报、新闻电台及警卫部队，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在作战方向和空间距离方面协调一致，确保毛主席与总部首长的安全。昆仑纵队在强敌围追堵截必须保 持无线电静默时，启动野司的通信枢纽进行替代，通过转发转收、网络迂回、有线无线、徒步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最后通过无线电波协助解放军总部、中央军委毛 主席，从容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

    在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在军委三局布置的固定、半固定后方通讯基地，采用前轻后重、梯次配置结构的依托下，野司“前指”电台 与中央“前指”（昆仑纵队）电台以6部15瓦手摇马达野战电台（野司2部、昆仑纵队4部）协助、保障毛主席、彭总对西北战场，对全国各战场实施不间断地有 效指挥和管控，创造了闻名中外的近代无线电野战通信保障的光辉范例。并沟通中央“前指”与中央“后指”和中央工委电台，保障战时中央开展的土地工作会议、 全国整党工作会议等日常性工作的无线电联络畅通。之后使用有限的通信器材与用现代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胡宗南军电台通过侦听反侦听、侧向反测向、干扰抗干 扰，大智大勇进行了反复、激烈、不停顿的电子对抗斗争。从而多次避开了国民党军针对中央军委、野司总部和电台的“斩首行动”，飞机疯狂轰炸、武装偷袭和无 线干扰破坏行动，确保了野司和毛主席昆仑纵队的安全；陕北转战期间中央“前指”曾经转移12个县37个村庄，每天都有数旅以上的敌军追剿，毛主席曾经说 过：“到那个地方都有通信联络。我在陕北，天下大事我都可以知道”。陕北转战期间周总理曾形象地说“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同时利用一切通信手段侦听、破译、分析、干扰敌军的电台波长、联络方式、联络用语、信号特征，为“野司”不断提供敌军动向的情报，为我军抢占先机争取主 动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为了及时实现总部调动部队的意图，造成战役的突然性在必须实行无线电静默时、有线通信无法展开时，曾多次派出精干的西野前指骑兵通信 兵挥枪冲过敌营以取得联系，宜川战役中以8名英勇的骑兵通信员持枪冲过敌军阵地（5人牺牲2人负伤）联络西野2纵，及时从外侧进攻围歼敌军整编5个旅、击 毙敌29军军长刘戡，使西北战场进入大反攻阶段，毛主席始东渡黄河。有效的通信联络、电子对抗和无线电资讯确保了西北战场各次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我西 北野战军得以2万军队对抗国民党王牌主力胡宗南军25万，抗敌强度为1：10，为当时全国各大战场之最。毛主席曾说：“敌我力量这样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 军事，我不留在陕北谁留在陕北，我拖住他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毛主席和解放军总部东渡黄河后，在彭总的领导下西北野战军组织实施了榆林战役、西府战役、宝鸡战役、解放西安、进军川北、解放兰州、解放宁夏、解放青海、进军新疆、进军西藏。西野通信兵为各次战役提供了有效的通讯 保障。

    随着18、19 兵团编入西野序列，在祖国近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西野通信兵组织实施了我60万大军纵横猛进，长途奔袭，巧打硬攻、英勇顽强歼敌正规军51.9万 人，剿灭匪军12.9万人以及建立上述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通讯联络和通讯保障任务，切实做到了可靠、不间断、及时、准确、无误。确保了第一野战军，解放并 巩固了占全国五分之三的国土。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强敌进攻、在生死的考验面前，他从无畏惧、决不屈服、英勇战斗，用身体和生命保护电台，保护战友，用电波把敌人的主力引向自己， 保护中央总部首长、野司首长的安全。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在敌机俯冲轰炸扫射的当头，一面组织部队反击一面坚持收发紧急电报，舍生忘死确保战地战讯的时效 性和准确性，无条件地完成通信任务。多次受到野司参谋长和彭总的表扬。

    其间历任：彭指电台负责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电台队长、第一野战军通信营政委（当时我军尚无通信团的建制），西北军区司令部通讯总台政治委员，西北军区通讯处干部科长。

    兰州解放后参加组织了消灭国民党马家军对兰州的反攻和叛乱，粉碎整个西北的匪特武装叛乱，直到1953 年全西北平静下来。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同时期形成互不相联、大小不一的武装割据根据地，同时各部队经常处于大范围高频率的运动过程中，无线电通信几乎成为我党、我军 实施指挥对各根据地、部队和战场进行管控的唯一技术手段，我军通信兵依靠自己特有的“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勇敢顽强、分秒必争”无比的战斗作风和有限通讯 器材从技术层面上全面提升了作战样式，实现了空前规模科学的人民战争、现代的人民战争。保证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方面军总部能够做到号令全军、统一行 动“运筹于帷屋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极大地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被部队各级司令部首长和广大指战员亲切地誉为“人民的 耳目、军队的神经”。

    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军已经拥有近万部电台（包括无线步话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军已经拥有3万部电台。今天我军已经拥有数十万部（套）电子战装置。

    全国解放后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通信指挥学院为指挥系学员，在苏军教官地辅导下结合我军实战通信经验，系统地总结、学习了现代通讯指挥业务。

    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军校处副处长，长期主持通信院校工作，为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走遍了重庆、上饶、沈阳、南京、汉口、宣化、张家口、西安军 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等通信兵院校。有时长期在外住校解决办校的教育方针和具体的实际问题，为我军通信兵种兵种正规化、现代化费尽了心机。

    他为自己树立的座右铭是：多做日常细小的麻烦得工作，少说漂亮话——列宁。

    1963年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科学技术部，并任副部长（军职），长期主持科技部工作。他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 兵的技术进步不遗余力地团结从海外回国的高级技术人员、起义人员及我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无论是在正常年代还是在非常时期，有时需 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予以他们爱护和帮助，不怕连累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专业上得到充分发挥，保持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技术 力量的稳定性、系统性、超前性。如六○年代回国的具有世界影响、全军著名的信息战专家陈太一（曾长期担任通信兵总工程师）,如我军自己培养的新一代领军信 息战专家杨千里（八○年代曾任总参通信部主管技术的付部长）他都能引为知己，无话不说，默契配合。

    在兵种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参与组织、领导、实施了野战条件下电台手摇马达小型高效化的研制和开发；通讯电源现代化的研制和开发；无线单边带电台的研制和开 发；无线电自动跳频电台的研制和开发；卫星通讯的研制和开发，指挥自动化的研制和开发，为我军CI4SRT系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抢占了先机。

    参与领导组建了61所等多个专门信息战方面的世界军界闻名的研究所；参与组织实施了我军通信装备小型化、集成化、无线通信网络化、全军军用通信电缆战场 预设化、野战通信车载化、微波接力通信、微波人造电离层通信、散射通信、电子对抗等工程，为建立我军通信、信息战、电子对抗的高科技、现代化、独立自主、 全面提升战斗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尤其是在当时的半导体技术不完全过关条件下，我国又被国际反华势力经济技术封锁状态下，力排众议，果断决策，避免纷争，大胆用电子发射管配合半导体电 路，使我军战术电台逐步实现晶体管化，小“81”、小“71”等无线电台装备即保障了20世纪60、70年代，我军战备、执勤、自卫反击战、剿匪作战（包 括西藏平叛、宁夏平叛，中印边界反击战等等）的稳定、可靠、不间断的军事通讯需要，同时又促进了我军事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促进民族军事工业和国家电子 事业的发展。使当时我军自制的战术通信电台的性能并不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同类装备。这应当是根据我国国情我军通信装备更新过程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在他主持工作其间，根据我军将准备面对强敌，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状态，主张我军一个时期内战时通信保障的战略构想：以建立多群无中心移动短波单边带自动跳 频、扩频电台、加手键发报、瞬间发射为主，与预设战场预设电缆有线通信相结合，以卫星和其它通信手段为辅的一整套战场通信保障方略。此构想为周边国家友军 及战事不断的有关国家武装力量所重视和汲取，并获得了实战印证。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预设战区电缆，表现出现代战争在超强火力打击条件下通信保障能 力的顽强性和持续性，令美军束手无策。

    到1984年他奉命离休时，结合我党我军数十年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过程中信息战的实际案例，依靠他所尊敬的兵首长、战友们及自己的战争经验，在不断 吸收世界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我军通信兵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我军特有的、敢于和世界任何强军对抗的军事通讯联络、电子对 抗、现代信息战的思路、战法和手段，并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成功的。为以后我军进一步信息化和信息战的发展预留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