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以后，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两位红四军代表人物：军界里的徐向前与政界里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一直没倒，就是因为毛主席把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边工作的朱玉向记者回忆。

    徐向前与李先念，其实也是从西路军惨烈斗争中走过来的两位幸运者，“说他们是生死之交，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 前元帅身边工作过去13年。谈起两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万分。“先念同志一辈子视徐帅为老师和老领导，对他特别尊重”，李而炳说。几十年，都是李先念 过来看徐帅，徐帅年纪大了之后，说话声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时李先念听不清楚，指着李而炳：“给我翻译翻译！”

    “我接触的徐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当了元帅，他觉得是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受之有魂。而这么多年，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李而炳告诉我，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陈再道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会常来看望徐帅，彼此间从来不谈西路军的事。“徐帅为了顾全大局，很多年都闭 口不谈这些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将士可能对他多少有些怨气，觉得他不出面替他们说话。但是，没有办法，时机也不成熟。”李而炳告诉我。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写一部传记。此事报告给徐帅时，他表示反对，他说，还是留给后人作结论吧。“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说话不拘束，我急 了：‘你老说让后人作结论，你作为当事人都不把话留下，怎么让后人研究？你也许不能指望别人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可以把事实陈述出来！’”徐帅听后，沉默 不语。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老帅。

    随后，朱玉、李而炳人等参与的传纪工作组为徐向前的传记定下了主调：只陈述历史，不作评价，无论是对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还是西路军问题。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由此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特别珍贵的材料。

    李而炳回忆，在讲述西路军历程时，徐帅一如继往地平静，关键环节讲得很清楚。不过，“有时他也会有愧疚之情，他经常说，我当时不走（注：指与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情况），跟大家死活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五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 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 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 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 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 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 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西路军里还有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王首道的夫人王泉媛，在新婚第二天，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王泉媛担任西路军妇女团团长，在惨烈的斗争中，妇女先锋 团人倒旗散，大部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王泉媛被马步芳手下的一个团长马进昌挑到家中当了名义上的小老婆，两年后寻机逃离，找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她得到 的是一个冰冷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收。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经过了三年。王泉媛在“自家门口”大哭一场后，八办给她5块钱路 费，让她回老家。

    王泉媛带着破碎的心，一路逃荒要饭，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老家，但因为在外边“当土匪”的传闻，家里不能容身，她再度离开家门。文革中，王泉媛也吃尽了苦 头。1995年，恢复老红军身份的王泉媛在北京，与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此时的王首道已经重病在身，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老 泪纵横，手颤抖地握在一起。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王泉媛放声大哭。

    当年，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期间，曾被问及“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几乎是一次 “生死抉择”。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在这个问题前选择了后者，不久，留在迪化（乌鲁木齐）的李特和黄超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处死。两人之 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执行的？尸骨葬在哪里？令人感慨的是，11年后，李特的老母亲在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其老家安徽霍邱准备渡江 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而归……西路军里有很多命运难料的故事。担任30军267团 营长的宋承志当时受了伤，绝望地躲在一山洞里。李先念的左支队发现了他，带上去了星星峡。后来，宋承志成了新中国中央军委的炮兵司令。

    西路军的另外一位关键人物是陈昌浩。陈昌浩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当年特别勇敢，俘获了一架飞机后，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他拿着枪和手榴弹登上飞机，逼迫国民党飞行员到黄安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李而炳告诉我。

    陈昌浩和徐向前东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昌浩因患重病滞留在老乡家避难，徐向前只身一人继续东返。陈昌浩病愈之后一路辗转流浪，回到湖北。1937年8月， 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9年9月，陈昌浩跟随周恩来、邓颖超等去了苏联。这期间，他曾当作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苏联期间，陈昌浩曾多次给中共 中央写信，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离开13年之久的陈昌浩才被允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