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耀邦叔叔亲口讲给我的，时间是1976年的秋季，当时，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第二次被打倒，从中科院的领导岗位上“靠边站”，赋闲在家。

    我的父亲，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认识他，他那时是活跃的“红小鬼”，比我父亲整整小十一岁。据我父亲讲，他口才极好，红军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他经常来参加，每次都得最高分——5分。1933年9月，他由团转党，是在我父亲的支部通过的，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文革中，团中央的造反派企图将他打成“假党员”，派人到我家中找我父亲取证，先后来过六次，威胁说胡耀邦现在是黑帮，你要站稳立场，企图恫吓我父亲屈从于他们的意思，出具证明耀邦是假党员的证明材料，我父亲每次都断然把他们顶了回去。最后一次我父亲跟他们发了火，拍了桌子，厉声对他们喝道：“他现在是不是黑帮我不知道，我没有和他在一起工作，你们来问的是他的过去，我只了解他的过去，他当时在中央苏区那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表现很好，当然是真党员，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几次，你们还有什么好问！”造反派面对这位倔强的老红军无可奈何，悻悻而去。1973年，我父亲病危期间，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仍在干校改造的耀邦叔叔闻讯，不顾劳顿亲到病房探视，深情地望着已经昏迷的父亲，绕着病床慢慢地转了一周，操着他那湖南口音只说了一句：“老家伙喽！”这句话，耐人寻味，意味深长。我趴到父亲耳边跟他说：“耀邦叔叔来看你了”，他竟奇迹般地流出了几滴眼泪。

    父亲病逝后，不在一个系统工作的耀邦叔叔，硬是打破常规，执意参加了父亲的治丧小组，亲自参与后事的料理。事后，又把我们全家请到他家吃了一顿便饭，亲切安慰我们。要知道，那还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还没有恢复工作。

    1976年秋季，我的儿子两周岁，准备上幼儿园，刚巧耀邦叔叔的孙子知知出世，需要保姆照看，我就将我家的老保姆王秀英介绍给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当我把王老太太引到他家后，家里人向她介绍情况，我就在院子里跟耀邦叔叔聊天。我告诉他，老太太是安徽无为人，身世极为悲惨，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在困难时期饿死了，只剩她孤老太太一个人，无亲无靠，已经年近花甲了，还得出来干活。耀邦叔叔听了，面色变得凝重，沉默了半晌，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远方，长出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进城以后，我们对不起老百姓！”我听后，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同时也为耀邦叔叔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和诚挚所深深打动，这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要知道，耀邦叔叔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行事一贯求实，一贯反对极左，此事本与他毫无干系，况且又是在他历经磨难之后。但这句话不仅仅是饱含着同情，而且也有自责的成份在内。当年饿死人他虽然并没有直接的责任，但他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党员，老红军，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对党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良心负责，更对百姓负责。他觉得作为老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自己也应当承担一份责任。

    当然，“我们”更多的含义是说我们共产党，我们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共产党应该负起责任来。这句话，使我感到震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高级领导人这样说过，听到的从来都是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领袖”， “三年自然灾害，美帝四面包围封锁，苏修背信弃义”，顶多讲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把责任和过失一推六二五。这样巨大的过错，死了那样多百姓，岂止是过错，其实是罪恶，但却没有谁主动站出来承认过错误，更没有谁诚心诚意地向人民说声“对不起！”他们，与耀邦叔叔相比，真是太渺小了，太麻木了，太冷血了，太没有良心了！

    这就是我对耀邦叔叔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