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月,情况似乎好了一点,父亲的心境稍稍开朗一点。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脸上又显露出近一年来少见的笑容。他对母亲说:“谭老板(谭震林叔叔)硬是有办法,他居然写信给主席骂了那个夫人,主席就批准他不用做检讨了。”我听了也很高兴,似乎局势要好转了。可是,我们都太天真了。又过了三周,街上出现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倒过来贴在街上,还打上了红叉。当周末我又回家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父亲黯然地对我说:“这次我犯了大错误,能不能过关就看毛主席的态度了。我不是三反分子,我要认真地检讨错误,我希望能改正错误,但事情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今后你要靠自己了,要准备有一天人家不让你进中南海,不让你进这个家。如果真是那样,不要管我们,不要为我们担心,自己去闯。”母亲含着泪塞给我一个存折。我手里拿着存折,心里知道情况已经岌岌可危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仍然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一九六七年初夏的一天,父亲晚饭吃得很少,一直愁眉不展。母亲关切地问:“不舒服了吗?”父亲缓缓地摇摇头,心情沉重地说:“外交部没有人管,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母亲说:“那你应该向主席报告呀!”父亲脸上浮出苦笑:“找主席?!现在恐怕不好见了。”母亲说:“那么找康生,他是分管外交的。”父亲的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说:“找他?!就是他们在那里煽动,找他有什么用处。看来只好找总理,可是他的压力也大……”我在一旁久久地端详着父亲。这还是那个豪爽乐观、笑声朗朗的父亲吗?文化大革命才一年,他的两鬓全白了,步履蹒跚,脸上经常带着倦容和怒意。我突然辛酸地感到,父亲显著地衰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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