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和严酷的精神折磨，使他患上了高血压，眼底多次出血，却不准回北京就医。他需要的日用品必须写便条托人转交我，我准备好了再经来人带给他。几年之中，他病成什么样子，我无从知道。当他被看成“阶级异己分子”时，这种待遇在一些人眼里是再“正常”不过的：

    一次，唯真在经受审讯和辱骂后，发现曾日夜监护他的人, 在“牛棚”的桌子上扔下两卷背包绳后就溜掉了,明白这是在暗示他自杀，遂愤怒地敲开房门把绳子扔了出去,并对专案组的人说：“请转告军管小组,你们太可耻了,杀人不见血!要我自杀,没门!”还有一次，唯真发高烧，军管小组派来看管他的人对护士说：“不许打药，给他打自来水！”护士出于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良心反问：“打死了谁负责？”从而避免了不可挽救的后果。唯真病愈后非常感激这位护士，多次对我说：“新华社还是好人多！”

    记得在延安的时候，唯真经常用这样一句话勉励自己：“谁都会遇到困难，谁都在克服困难，谁战胜了更多的困难，谁就更坚强！”从唯真留下的几十个文革笔记本中，我看到了他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直勉励自己用清醒的头脑和忍辱负重的坚持，经受住接踵而至的磨难。十年文革，把唯真历练成了一个多么顽强的人！

    纪检中的自我超越

    1978年,中华大地解放干部已势如破竹，新华社也为唯真做了一个《审查结论》上报中组部，以紧跟时代的步伐。虽然当时新华社在这个审查结论中写进了很多不实之词，并为此向中央组织部建议另行分配他的工作，但唯真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人，那时没有被“运动”到的他，却也从旁明白了许多。

    他平静地接受了社领导的安排，来到全新的工作岗位——新华社纪检组，为新华社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甄别平反。对唯真来说,这是又一次超越自我的心灵之旅：在被迫承受“戴罪”的尴尬中，实事求是地甄别“有罪”的他人。

    文革冤案用“积案如山”形容，在全国范围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华社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位老同志文革初期含冤死去，他的爱人屡次向社纪检申诉老伴的无辜，但因时间久远，资料不详尽，调查起来将颇费周折等理由，致使问题久拖未决。唯真得知后，详细研究了全部卷宗，并多次向有关部门和知情人了解情况，终于搞清了冤案的原委，为这位老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老同志的爱人来到社纪检，跪在唯真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可遇见了好人呢！”唯真向我转述时的激动，就像他自己的冤案被彻底平反了似的。

    有个青年人，因“在文革中曾担任造反组织的小头目”而受到了审查，并为此不被重用。苦恼不已的他找到唯真，并交上了两本文革日记，希望社纪检能查清他的问题，使他得到正常使用。唯真仔细地看完了日记，并找他谈话,得知了这位革命军人的后代，从文革初期的狂热到父亲被打倒后的消沉、思索，最后淡出派系斗争转而努力工作的心路历程。唯真向该部门了解了他的表现后，书面建议解除对他的审查，这位同志很快就被派出国去工作了。得知这个消息后唯真对我说，这样的同志很多，尽快搞清问题，能给党和国家解放多少人才呀！

    几年干下来，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让我再次看到了唯真极强的原则性和至纯至善的心灵。我多么希望唯真的冤案也能遇到这样的好干部，得到认真负责的彻底平反啊……

    198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新华社抽调纪检干部,协助查办大案要案,点名请唯真参加。在查处一起以外商面目出现的,对外盗用我中央高层名义，对内利用改革开放初期政出多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和“一切向钱看”的混乱局面，窃取国家多个部门经济情报的、建国以来最大一起国际诈骗案中，唯真倾注了全部心力，与中纪委七室（大案要案室）的同志们连续奋战，写出了十余份提请国家高层注意的报告，并在新华社《动态清样》上披露了这一典型国际骗子的行径，为各部委识别骗术、保护国家利益敲响了警钟，也挽救了一些执迷不悟的领导干部。唯真的工作获得了中纪委同志们的高度评价，他们说能与新华社协同作战，效果的确不一般！唯真每每回忆起那段紧张的幕后较量和彻夜不眠的奋笔疾书，就激动地对我说：“真像又回到了延安！”

    离休后,唯真的前任——劫后余生的新华社前代社长胡痴同志曾来我家，谈起文革初期他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时，毛主席亲自拍版决定他和唯真担任新华社领导工作的情况，说到毛主席派王力向中央调查部领导罗青长查问唯真在巴西被关押期间的敌方反映，王力汇报说：“他们从截获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电报中得知：对王唯真三次策反失败。”毛主席当场说:“王唯真这个人可以用。”迟来的消息，让唯真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