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此文为第十二届校友根据她母亲的回忆整理，使用第一人称写成。她的母亲曾在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学习、工作,后调至新华社。1952年进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6年派驻越南新华社河内分社,回国后在新华社外训班工作，1960年学习西班牙文，毕业后调总社外事部（局）工作至离休。

    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与一批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时不满12岁,上边区中学,去通信学校,从军委三局的岗位又被抽调到新华社,青春在学习和工作中匆匆走着,生活过得艰苦、紧张而快乐。正当花季的我怎么也没想到，爱神会悄悄地降临到头上。从那时开始,我和唯真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几个春秋。他以真挚的心，把自己奉献给了毕生的追求，也让我们的爱情在经受世事的磨砺中更加坚实和美好。

    我们在延安相爱

    从蒋管区到延安的人，都有一种心灵解放的感觉，它远远盖过了生活的艰苦和物资的匮乏。大伙儿唯一的心愿，就是早一天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

    新华社当时位于延安的清凉山，沿着山体挖出的一排排冬暖夏凉的窑洞，就是大家的工作场所和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地。那时，冬天的陕北冷得出奇，在滴水成冰的季节，窑洞的窗户纸是无论如何也抵不过严寒的。

    一天刮大风，漫天飞沙裹挟着一床有着粉红色被面、角上开了线的棉被从天而降，落在我的窑洞前。我赶紧拾起来把浮土拍打干净，四处环顾着寻找失主。只见一个青年急匆匆地从山上跑下来，看到我抱着他的棉被，就一脸喜悦地说：“哎呀！幸好没刮远,太谢谢你啦！”他笑着对我点点头，接过了棉被。我这才知道，他住的窑洞就在我们窑洞的上方。几天后，他特意送给我两条粉红色的手绢，这是他用那被面撕成的啊……

    我得知了他是为参加抗战辗转万里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心里充满了敬佩和喜爱。从那以后，在球场和溜冰场上，我总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在单、双杠上翻花样，他也总比别人强；跳起舞来，他更显得风流倜傥；工作单位评选模范，胸前戴红花的总也落不下他；有舞会的夜晚，他都约我在通往青年俱乐部的大砭沟山口汇合前往。每当听到远远传来悠扬婉转的口哨声，我就知道一定是他来了。他的英俊和志气，潇洒与敏捷，给了我很深的好感。是抗战，是延安，是大风，让我们相遇、相知、相爱了。

    北国冬夜的严寒对南方人真是难得的历练。一位同志得知唯真有条毛毯，就提出用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交换御寒，唯真立即同意了。他剪去了那件军大衣有弹洞的下摆，把衣领、袖口、腰部裁成了喜欢的样式，用麻线大针脚地缝成了一件夹克服穿着来见我。那是一件别出心裁、样式独特的衣服啊！我欣喜之余又担心他如何度过寒冷的夜晚。他告诉我：“用草绳把脚头的棉被扎起来，穿着棉衣裤往被子筒里一缩就不冷了。”说完还表演给我看，让人忍俊不禁。

    冬天,唯真的手脚生了冻疮，红红肿肿的，还裂开口子流着血，我很心疼，就把自己纺线织的毛衣拆了，给他织了手套、围巾和毛袜。那以后，冻烂的地方好了许多，他编写稿件时手不疼了，走路也轻快了，我感到很安慰。冬天快过去时，唯真捧来一包他最喜欢吃的陕北特产——大红枣,说是慰劳我。当时大家的津贴费都非常少，能买这么多干红枣实属不易，我埋怨他为我乱花钱，他却笑着催促我吃下。没过几天，我在小卖部的柜台上方，发现了我给唯真织的手套挂在那里随风飘摇，一问才知道是他用手套换了红枣,手套被当成商品出售，我又好气又好笑，就为他重新织了一双。

    遇有不加班的周末，我们总会双双在延河边徜徉。那时，他为我画了很多像。或许是我束着腰带的戎装，飞扬的齐耳短发和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歌声，填补了些许他对亲人的思念，激发了他艺术创作的灵感吧，他从多个角度为我画了一幅又一幅像，他的画是我在延安时代最美好、最奢侈的留影。

    他会唱许多外国歌曲，让我听得如醉如痴，比如：《鸽子》、《西班牙骑士》、《故乡的亲人》、《圣母颂》、《马赛曲》、《小夜曲》、《老黑奴》、《即使你的青春美丽都消失》、《菩提树》、《天鹅》等，其中多数歌他仅会用英语唱给我听，并为我解释着其中的含义。那些优美的旋律，全新的意境，无论是激越昂扬的、还是缠绵悱恻的，都向我敞开着海外多彩的世界和他内心丰富的情感，我陶醉了……

    当年延安的乐器少，组织娱乐晚会时，大家争着用借来的口琴表演，他除了拉手风琴、弹曼陀林为演唱伴奏外，还组织小青年们来个分声部的“口哨小合吹”。他口哨吹得悠扬悦耳，每次晚会都少不了由他“领吹”。平时，他的口哨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约会的前奏和间奏，仅仅《小夜曲》他就能吹出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几种曲调来。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耳畔还经常会隐隐约约地响起唯真演绎舒伯特《小夜曲》的口哨声，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他双手揣在裤兜里，吹着口哨伴在我左右的身影。

    撤退路上的艰辛

    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都在为来之不易的和平欢呼，蒋介石却命令胡宗南进攻延安打内战。中央机关各部门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组织地分批撤出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在四分之三的人员撤到瓦窑堡附近的战备点后,吴冷西和唯真两人仍旧坚守在清凉山,编发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全部国际新闻。那时我已经和唯真结婚，在孩子即将出世的情况下，组织上为照顾我们，让唯真随我们这批队伍一同转移。刚走到瓦窑堡，孩子就降生了。

    如果行军对于成人来说还可以耐受，但刚出生的婴儿要跟着队伍经历随处可遇的艰险，就真的是勉为其难了：天上敌机轰炸，地上围追堵截，通过封锁线时我们不敢停留，连续行军走出六十多里地后宿营，才发现孩子连饥带渴，又因长时间哭闹，乱蹬被子，口鼻被捂住，致使眼睛圆瞪，嘴唇青紫，已哭不出声来。随队医生蔡乃平说孩子得了急性脑膜炎，把仅剩的一片磺胺药给了我们，嘱咐分成四份按时喂孩子服下，并强调一定要给孩子多饮水。

    当时的黄土高原极度缺水，唯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铁皮罐头盒装满了水，像宝贝一样用大手绢包扎起来，小心翼翼地拎着，给孩子路上喝。一次在山边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唯真走出一里多地才发现忘记将水罐带上，匆忙往回跑，到了休息原地水罐却不见了。他急得在人烟稀少的山间来回转，发现有个老乡蹲在山洞边，就赶紧上前探问是否看见这手巾包，告知里边有一罐救命吃药用的水。老乡从身后土坑里把这罐水拿出来，唯真喜出望外，千恩万谢之后，拎着水罐追上了我们的队伍。新华社在那次撤退路上，共有三个孩子患脑膜炎，两个成为了智障儿，我们的孩子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行军途中道路非常颠簸,我坐在大马车上,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抓车帮,挤在行李堆边晃晃荡荡地前进,突然车轮狠狠一颠,孩子从我手上被颠到了车下。就在我们跳下马车的刹那间，车轮已紧挨着孩子的襁褓碾了过去。唯真连忙扑过去抱起孩子，擦了把冷汗说: “好险哪!”

    带孩子行军，不仅困难重重，还会给队伍带来拖累,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有人提出让我带着孩子就地疏散到老乡家。这时廖承志同志领着后续队伍上来了，他得知情况后断然说：“留下太危险，必须克服困难，把大家全部带出去！”于是，我和孩子以及部分行李被安置在毛驴上，唯真牵着毛驴、背着行囊，我们随队伍又上路了。

    唯真曾在一本反映延安和晋察冀生活的素描集里，描绘了我们在撤退路上的情景。每当看见画中那只勤勤恳恳的小毛驴驮着我们，就会想起带孩子行军的不易，想起革命队伍中那份深切的关爱，和唯真在艰难中付出的真情。

    在友好邻邦越南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唯真被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担任新华社驻河内分社首席记者、分社社长兼人民日报驻越南记者。那时的越南刚刚打败法国殖民者，建立了人民的政权，面对敌人的伺机反扑和北方的建设，工作千头万绪。

    唯真采访开着车,把越南北方直到贤良河北岸，几乎跑遍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挤出时间组织大家学习越南语，他告诉我：“仅会英语是不行的，与越南朋友用越语交谈，会感觉很亲切，交往也方便得多。”不久，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在一次活动中用越南语向唯真提问，唯真马上用越南语和胡主席交谈起来，胡主席很高兴。唯真回分社后激动地对我说了当时的情景，也增强了我学习越南语的自觉性。

    那时分社有好几位记者跑采访，我的工作是负责用电话将大家的稿件传达给总社国际部。五十年代中期不少外国通讯社都在越南设有分支机构，各通讯社之间抢发新闻的竞争很激烈，一些重要的消息唯真担心写好文字稿再传给国内，就有可能会赶在其他通讯社后边，所以刚采访回来就抓起电话，立即把一路上打好的腹稿口头传给总社。这种得益于多年新闻工作积累的做法，使新华社河内分社不少稿件的时效远远早于其他国家的通讯社。为此，外国同行在羡慕之余,误以为越南方面提前向唯真通了消息，开了“后门”。

    唯真工作面广，朋友众多，他很注意并研究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一次周恩来总理到越南访问，在唯真前去采访的短暂时间里，总理问：“在越南听到一些什么反映？”他立即将越南民间对古代中国攻打越南的看法，和越南人民一直在祭奠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二征夫人的情况，向总理做了汇报。在这次出访中，周总理特意抽空拜祭了越南民族英雄二征夫人庙，越南人民为此交口称赞新中国总理的大国风范，唯真也深受教育和鼓舞。

    胡志明主席对中国发表有关越南和国际上的消息非常关注，与唯真的关系也十分熟稔。一天越南外交部新闻司给分社来电话，说胡主席想见唯真，问他什么时间可以去。唯真马上回答：“我随时可以去。”唯真被带到主席府，胡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前不久去北京，看到你们新华社有《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我很爱看，对了解世界全局很有帮助，不知新华社能不能每期寄赠我各一份？”唯真回答说：“绝对没有问题，马上办到。”他回来后立即向总社转告了胡主席的愿望。过了不几天，越南外交部新闻司给唯真来电话说：“寄给胡主席的《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已经收到，非常感谢！”

    唯真对一起工作的中越两国同志、对采访地的越南老百姓，就像对自己的朋友和亲人一样。他亲自带新同志熟悉分社工作和各方关系，帮助华侨翻译熟悉新闻业务，与河内华文报纸《新越华报》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顺利地解决了分社没有洗印图片设备的难题。周末，他还带我和孩子参加越南朋友的婚礼，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去河内郊区广阔的农田踏青，在沸腾的建设工地感受火热的劳动场面；看望在分社工作的华侨工人家庭，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年冬天，我发现他身上的毛衣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采访一位抗法烈士的母亲时，见她衣衫单薄,就脱下来给她披上了。

    多少年来唯真时常怀念起越南，他说：“那是中越关系最美好的时期，也是我在国外工作最开心的时期。”2000年底，我们的女儿应邀去越南采访，临行前问唯真最喜欢越南的什么特产,他沉吟了良久说：“要是能再去越南看看该有多好！”

    在风云变幻的巴西

    唯真从越南卸任回国后，瞄准了下一个驻外目标——巴西。1961年夏秋时节，唯真得知巴西副总统古拉特一行将要访华，马上提出随团采访。几天的相处，唯真与古拉特政府的高级官员们熟悉了，也初步了解了巴西的有关情况。当时中巴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巴西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被超级大国觊觎并插手，各派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渗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使政局十分动荡。古拉特政权在摆脱各方困境的努力中表示,非常希望能与中国往来,为巴西经济的健康发展寻求新的突破。

    其后不久,唯真即作为特派记者与西班牙文翻译鞠庆东前往里约热内卢,开辟新华社在巴西的新闻报道,为中巴建交开路。与此同时,我和小鞠的爱人被安排学习西班牙文,也准备到巴西协助工作。那两年，我很注意唯真发回的大量消息、通讯和随笔，并将一些重要的文章粘贴在剪报本上，从中了解巴西为反对大国政治干涉、军事渗透、经济掠夺和干预，所进行的反政变、反控制，保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经济自主和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等一系列努力，也从中感受着巴西丰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勤劳质朴，认识到在巴西开辟工作的危险性和深远意义。

    1964年4月初，美国策动巴西政变的阴谋在几经挫败后还是得逞了,唯真他俩和中国派去巴西搞贸易、办展览的工作人员,被安上“颠覆”和“间谍”的罪名遭逮捕入狱。他们经受了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和挑拨离间等严峻考验，在反绑架、反策反、反指控等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从新华社收到的外电中看到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忠诚和智慧，担心之中充满了敬佩。                                                                                                     

    经过中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方努力,我们家属终于可以派代表赴巴西探监。在监狱的一间接待室，我们三名家属代表一一拥抱、亲吻了九位同志，献上了从中国带来的鲜花，我转述了陈毅外长接见赴巴西家属代表时的讲话：“你们是祖国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的英雄！”

    单独会见唯真时，我从提包里拿出国内外新闻简报递给唯真，为防备窃听，我伏在他耳旁小声说：“总社领导希望你们了解巴西事件的国际反映和国内营救情况。”他机警地把简报折叠起来，放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用衣服盖住。唯真后来告诉我：回牢房时看守要搜查,他若无其事地把侧面的两个裤口袋拉出给对方看,在走过看守时他转过身来,边点头致意边退向牢房,把总社同志们精心为他们收集的信息顺利地带了进去。这些信息让大家很受鼓舞，并及时了解了祖国的营救措施和国际舆论，为里应外合地赢得这场国际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革中的历练

    文革期间,唯真因历史的机缘走上了新华社领导岗位，并为此从精神到肉体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锤炼和磨难。唯真说：文革远比巴西斗争艰巨得多，因为问题是出在自己队伍的内部，不像巴西斗争敌我分明。

    “5·16”通知下达后的1966年和整个1967年，是新华社内部有史以来最动荡的时期。在新华社各级领导几乎全部被打倒的情况下，1967年1月，唯真被历史推上新华社第一把手的岗位，一个人挑起了整个新华社的领导工作。为了稳定全社工作秩序和保证日常的新闻报道，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重任，他认真地应对着非常时期政出多门的上级指令,化解社内外群众组织的屡屡冲击。面临繁重的工作，唯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中午我从食堂为他买好饭菜送到办公室，他都顾不上吃，只是埋在文件、稿件堆里，忙在接听电话、处理各种事务中，迅速地解决着扑面而来的问题。我想尽办法为他补充营养，都不能阻止住他的迅速消瘦。一天晚上,“咚”地一声响之后，他“哎呦呦”地叫了起来，我赶紧开灯，看见他揉着脚不好意思地说：“我梦见踢足球了……”他累得做梦都在激烈地打拼,竟然把脚踢到了墙上，让我十分心疼。

    1967年“7.20”事件后，为遏制社会上愈演愈烈的“揪军内一小撮”， 毛主席针对《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批示“还我长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感到了恐慌，下令新华社上交经他签发的二十几篇揪军稿件。唯真意识到他的做法是罪责下卸，但作为下级又必须执行，就请保管文件的同志记录在案后退回了这批稿件。因为文保人员请病假，推迟了上交的时间，陈伯达把唯真叫去当面指责，并拿出新华社造反派递上的一大摞检举、告状信，辱骂唯真“占着茅坑不拉屎”，使唯真深深震怒。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被打倒了，唯真又被当作“受陈伯达重用的坏人”，并被诬以“新华社5.16总后台”等罪名，由军管小组下令送到新华社房山干校劳动改造，住在一间旧羊圈里，由三个年轻人轮流看管，每天的“功课”是强体力劳动和写检查。

    唯真把这种境遇当成锤炼自己的机会，一边起猪粪、挖沟、打场、修路……一边思考专案组的各种意见，并按照他们提出的上百个问题，逐一写出历史的回顾：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接到什么指示，说过什么话，见过什么人，有过什么批件，都得写清楚；想不起来也要想；甚至被要求一个问题反复写多遍，被拿走对比后，发现文中稍有差异，就成为“不老实”的证据，被勒令“重新交代”。文革结束后，新华社退回来用红蓝铅笔编号的一大箱唯真近百万字的“检查”、“交代”，我才知道唯真是如此认真和顽强地迎接了那些无中生有的指控和陷害带给他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