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今志丹县）迁至延安。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志丹，前往延安。先后经寺儿台、高沟口、碟子沟等地，于1月13日下午到达延安城。从这一天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度过了10年不平凡的岁月，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成为了共产党人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和精神家园。

    一

    1937年1月13日至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凤凰山麓驻扎。期间，促成了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三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起草大量文件，写出不少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6篇。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洛川会议会址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体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会议制订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夺取中国抗战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遵照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对于巩固和扩大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抗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二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各机关连夜由城内迁到杨家岭。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建设“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六届七中全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3年10月，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由这里迁往枣园，中央其他部门仍留驻杨家岭，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边区在财政经济和物资供给上遇到了极大困难。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屯垦生活，实现了不要公粮反向政府交公粮的奇迹。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的干部不仅会进行革命战争，也学会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自我发展，真正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个报告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在整风运动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用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献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形成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多次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改进工作作风。图为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于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分别于5月2日、16日、23日举行3次座谈会。在会上提出，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在最后作出结论，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这次座谈会，对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

    在杨家岭居住期间，中共中央不断推进陕甘宁边区建设。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度，也是当时国内最民主的选举制度。

    “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指出：“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农业政策，如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互动互助政策、军队屯田政策、农业贷款政策、开展劳动模范运动的政策、实行农业累进税的政策和提高生产技术的政策等。

    三

    1943年10月，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到枣园。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继续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筹备了党的七大，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国共重庆谈判，实现了抗日民族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全会讨论了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共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统一战线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并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党的七大会场

    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代表144人，其中正式代表94人，候补代表50人，包括女代表6人。代表团主任为高岗，副主任林伯渠、贺龙。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与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20多人作大会发言。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七大通过的新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以及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四

    1946年1月，为了便于指挥解放战争，毛泽东由枣园迁到王家坪，为解放战争制定作战方针。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热河、辽南等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8月6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进行了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