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于１９３１年８月正式到达中央苏区瑞金，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共在中央苏区生活和工作了三年多一点时间。对他的这段经历以前很少有人研究。一般的中共党史教科书或讲义，只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并提而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于是对邓小平的研究才开始升温。他的那一段“三落三起”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极为少见的传奇经历，是中外史家们津津乐道的题材；而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经历，是他的第一次“落起”，更是史家们兴味盎然的捕捉资料。一个研究中很少见的特点是：公开见诸报刊杂志的文章极少，而公开出版的书籍则很多。所以我们下面的介绍就只能以一些书籍为主要对象了。
一 研究的一般情况
应该说，最早较系统如实地讲到邓小平的这段“一落一起”的经历的，是他自己在“文革”期间于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至７月５日写的《我的自述》。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期间经历四个阶段。即：
１.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９３２年５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约１０个月。
２.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９３３年２月，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也约１０个月。
３.１９３３年３月———６月间，被“博古临时中央”作为“邓毛谢古”即“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受到批判斗争、撤职和处分。即他的第一次“落马”。
４.１９３３年夏秋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先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８月任《红星报》主编，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即他的第一次“复出”。
此后出版的中外书籍中写邓小平的这段经历的，都是根据这个“四段式”而加以或长或短的演绎。
中外史学界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除了教科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早提到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是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一书。李维汉是邓小平第一次“落马”的主要和直接的参与者之一。他在书中专门写了反“邓毛谢古”即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事件。他诚恳地检讨说：“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1）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对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其他经历，因与他的回忆无关，书中未加述及。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逐渐升温。写有邓小平这段经历的著作也很多。
国内学者的成果有：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同年１２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戴向青、余伯流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１９９３年１月，知识出版社出版张世明等著《邓小平珍闻录》；１９９３年１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宗峻著《总设计师》；１９９３年８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１９９４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上、下册；１９９５年７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凌步机著《邓小平在赣南》；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薛庆超著《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１９９８年８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继安编著《敢说不的世纪伟人：邓小平胆略漫述》；２００１年９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等等。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这位“毛派的头子”的这段历史更感兴趣。目前见到的主要著作有：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教授著《邓小平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等等。
港台学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猎奇的机会。较为人知的著作有：关山《邓小平江西蒙难记》和司马长风《邓小平复职前后》，等等。
此外，中共江西会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有《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的建立及其活动》（待出版）和《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待出版）。惟一见到的一篇文章是，邹书春撰写的《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纪事》，该文发表在１９８９年《江西党史研究》第一期。
二 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观以上各书，对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范围不外乎《自述》中的四个阶段。可能是由于看到《自述》的时间先后，有的书说的不全，有的书说的比较全面；有的比较实事求是，有的则存在拔高的倾向。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由于问世较早和未能看到《自述》，也因为邓小平并不是中央苏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只在反“江西罗明路线”一节中，写到了反“邓毛谢古”的问题，并实事求是地突出写了邓小平作为“毛派的头子”的原则斗争精神：他没有向“左”倾路线屈服，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原则。而对邓的其他情况没有叙述（笔者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的主笔）。这对稍后开始的邓小平研究热是起了开路的作用的。有些著作就参考了上述两本书的观点。
《总设计师》一书，以《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抗争》一节十小段，叙述了邓小平的这段经历（见该书第２３９－２８７页，下引内容均见该处）。此书印数甚多，约近１０万册，流传甚广，影响较大，故想多加几句评论。该书对《自述》中着重叙述的任瑞金县委书记事一笔带过，而以“风景这边独好”为题，着重写邓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事；然后写了在反“江西罗明路线”中挨批判及下放劳动锻炼、任总政秘书长和主编《红星报》等。叙述是比较全面的；但一是拔高了人物，二是有些错误。如对邓小平在会寻安的工作，作者说他在“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用了“如火如荼”、“飞速发展”、“轰轰烈烈”、“规模壮阔”、“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等大形容词来备加赞颂，拔高了人物。甚至说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一词也是为赞颂邓小平在会昌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而写的。似有些牵强附会。整个描写与《自述》中所述“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大相径庭。更有甚者，此书在叙述中出现了许多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错误。如其一，将毛泽东１９３４年４月到会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说成是由于邓小平在会昌取得的“很大成绩”，“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才于１９３３年到会昌来“检查工作”的；并将毛泽东在１９３４年夏写的《清平乐·会昌》一词，也说成是写于１９３３年。其二，将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说成是１９３３年６月以前，将１９３３年９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中央苏区的时间说成是１９３３年６月以前。书中说，邓小平于１９３３年６月到总政任代理秘书长，总政主任王稼祥向他全面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和李德的军事错误；邓小平在６月至８月间任总政秘书长时从各军团中收集到了对李德的各种反映，整理成“内部参考资料”，“送给中革军委王稼祥及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为王稼祥后来“反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此时第五次反“围剿”还未开始，李德在上海也还未到中央苏区呢！其三，红军总政机关报《红星报》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日创办的，邓小平是于１９３３年８月才开始接任《红星》报主编的。可是该书却说，《红星报》是邓小平１９３３年８月向王稼祥首先建议，经王同意后，由邓小平开始创办的。书中着重强调说：“《红星报》是１９３３年８月份创办的”，“邓小平是《红星报》的创始人，又是我国工农红军报纸最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他的功绩将载入光辉史册。”其四，还有一处错误：危秀英在《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一书中曾说到邓小平在宁都劳动时蔡畅请他吃饭的故事。危秀英说的是：蔡畅让她去抽屉里“找出两分钱伙食尾子”，“李富春也找出二分”（书中特别说明：那时“每人分两分钱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让她去街上买了“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蔡大姐炒了菜，煮了一脸盆干粮”，“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总设计师》也引了危秀英说的这段故事，但却以“演义”的笔法改写道：蔡畅“打开箱子，拿出她和李富春的月薪”，叫危秀英到县城“买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辣椒，打些水酒”，“蔡畅从厨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猪肉炒大蒜辣椒、鱼干炒辣椒，一共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一边吃菜，一边喝酒，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而实际上，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都未发过“月薪”，发“月薪”那是解放后１９５３年才开始的。而且那时苏区生活艰苦，党和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常常昵数月不知肉味，哪里能够动不动就喝酒吃肉！？危疸英当时就在中央苏区，岂能不知道当时不发“月薪”，只分“伙食尾子”！？而作者既引的是危疸英《自述》，又怎么可以将危疸英讲述的基本事实改得不成样子呢？！ 《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在赣南》、《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等书，都根据《自述》比较系统如实地写了邓小平的这四段经历。瑛别只是繁简不同，有的则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夸大。驿主要内容有：
１.任瑞金县委书记的工作
邓小平于１９３１年８月与金维映（即阿金）结伴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此时瑞金在原县委书记李添富领导下大肃“社会民主党”，把党和政权都打垮了。瑞金城乡一片恐慌，全县面貌死气沉沉。在中央刚派来的余泽鸿和正在瑞金工作的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等共同商量后，推举邓小平为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临危受命，施展他的领导才华，雷厉风行地抓了以下工作：（１）坚决纠正“肃反”扩大化，惩办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他在阿金及余泽鸿等协助下，通过调查研究，发动干部和群众揭发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县、区、乡＊＊主要干部会议和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揭发李添富滥杀无辜的罪行，最后召开公审大会予以处决，并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邓小平在赣南》（第３７页）评论说：邓小平此举，“需要有多么大的胆略和气魄！他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２）加强干部培训，举办干部培训班，邓小平亲自讲课，大力培养本县的工作骨干。（３）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土地政策，主要坚持按人口平均分田。（４）为庆祝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县城召开５万人的祝捷大会，使全县人民热情高涨。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出色工作，使瑞金“全县局面大为改观”，政权稳定。所以，毛泽东、朱德等将原想在长汀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瑞金举行，并将中央临时政府也设在瑞金，瑞金也改名“瑞京”，成了苏维埃中国的第一个红色首都。这段叙述与《自述》精神基本一致，评价也是比较恰当的。
２.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
以上三书对这段的叙述及评价，我认为都与《自述》精神不太相符。《自述》坦承：“在会昌工作……，未能打开局面。”可是上述三书及其他书籍，却都置这一“关键词”于不顾，加以夸大。如，《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第４５－４６页）说：“开创出崭新的工作局面”，各项工作“都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３０５页）认为：“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能打开局面”和“彻底改变了面貌”，两种评价相距太远了。《邓小平在赣南》更以“红色中华南天柱”为标题来赞颂邓小平在会昌的工作，称其“恰如一支擎天大柱支撑起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天一角。”过分夸大了邓小平在会昌工作的作用。
３.在反“江西罗明路线”中挨整这是上述所有各书叙述的重点。我认为，《中央苏区史》、《邓小平在赣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等书，对这段的叙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突出的是《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它将邓的第一“落”和４０年后的第二“起”联系起来，作了对比评述。毛毛在该书第３１９页写道：父亲在第二次倒台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材难得’等因素以外，３０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做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３０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４０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毛毛的这一段精彩评述颇耐人寻味。
４.任总政秘书长和主编《红星报》
对任总政秘书长职，各书叙述与《自述》基本一致，认为“需做的事情不多”（《邓小平在赣南》，第１０４页），“没什么事情做”（《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３２３页）。
对办《红星报》事，《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对此作了较深入考查。指出：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３３年８月共出版３５期，是《红星报》的第一阶段，这与邓小平无关；从１９３３年８月６日至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５日，共出版６７期，是《红星报》的第二阶段，才是由邓小平主编的，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又出版了七八期。对《红星报》的内容，各书（包括《总设计师》）都作了摘引并加以论述。而以《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对邓小平在办报中的尽职尽责精神和他的出色能力，作了最真实而细致的描写。书中写道：“翻开了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亲力亲为。”“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一个‘主编’，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少。”“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从这些不显眼的小的内容，可以看出，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的。”（2）我认为，除了有坚强的党性外，邓小平的这份敬业精神，将成为人们永久的楷模。
另外，会昌县委党史办写的那两份东西，基本上是资料性的，许多书籍中的数字都引自此处。邹书春的文章《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纪事》则是纪实性的作品，写了许多小故事，如，“不能让群众挨冻受饿”、“耐心帮助小荣香”、“开拓新局面”、“体贴关心钟亚庆”、“‘左’倾路线压不垮的硬汉子”，等等。不少书籍都援引了此文中的“故事”，如《敢说不的世纪伟人：邓小平胆略漫述》、《邓小平的历程》、《邓小平珍闻录》，等等。
国外学者的著作，我的看法应以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为代表。该书以３１章写长征，却专用一章“棉里藏针”来写邓小平的一生（第１５９－１６８页，下引该文均见此处），其中又以近一半的篇幅写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的经历。作者１９８４年到中国，访问过高层领导和资深党史学家。很显然，中国的党史学家们是根据《自述》的内容向索氏提供资料的，所以索氏的写法也是“四段式”。我认为，他的评述是坦率的，绝无夸大之嫌。如，（１）他写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纠正“肃反”扩大化时写道：“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所有这一切同三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２）他写邓小平在会寻安中心县委事，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如杨尚昆）和党史学家们按《自述》精神向他提供资料的，所以索氏也写得很简洁，没有写他的“政绩”。他写道：“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３）他写“邓、毛、谢、古”挨批斗一段，也突出了邓小平的原则斗争精神。他写道：“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４）他比较准确地写了邓任总政秘书长和主编《红星报》的事。索尔兹伯里的简短书写，比国内一些史学作者要实事求是得多。
至于上面提到的国外其他作者的书籍，据我看，他们写邓小平的这“一落一起”，主要都根据索尔兹伯里的书，没有更多的资料和更新的说法，所以不加赘述了。
港台学者的几本书，无非是摭拾国内学者所述，再根据他们自己的推测而发挥，更多的还在于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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