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陕甘革命老区

    的父老乡亲们：

    金秋时节，我们来到美丽的庆阳，在这里隆重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八十周年，缅怀革命前辈在这块热土创造的光辉业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后代，我首先向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代表我母亲齐心同志，向陕甘革命老区人民，特别是庆阳老区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切慰问！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有关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大学、兰州军区、广州军区和陕西、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问候！

    陕西、甘肃两省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起党组织的省份，两省的革命斗争历史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积极投身于开创陕甘两省武装革命斗争的洪流。我父亲当时只有十七岁，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肃领导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组建了陕甘游击队，从此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同年8月，我父亲也从两当兵变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在志丹伯伯支持下，我父亲又从照金返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他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尝试在渭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残酷的斗争实践告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后来，父亲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重返照金工作，那时红二十六军虽然已经成立，但常常在外线作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我父亲来到照金后，一方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整顿，一方面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很快在照金一带打开新的局面。

    1933年6月，由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执行极“左”路线，强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渭华，结果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生死不明。这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相继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加紧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8月上旬，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王泰吉率领的起义部队撤退到照金根据地，陷于敌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由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的习仲勋与特委书记秦武山等同志主持，在照金的陈家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陕甘边区特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各路游击队，推举王泰吉任总指挥。并经习仲勋提议，为率部南下尚未归来的刘志丹保留了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职务。

    半个世纪后，我父亲曾经撰文回忆陈家坡会议：“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订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中共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我父亲先后参与了领导创建照金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陕西照金到甘肃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过痛苦的失败，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34年2月，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华池县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边区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和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建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胜利召开。大会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

    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层层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陕甘边根据地从此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管辖着华池、赤安、庆北等陕甘边区的18个县域。

    我父亲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与志丹伯伯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实施陕甘边苏区的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及各项社会政策和对民团、土匪、白军俘虏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颁布一系列法令，开办军政干部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为巩固红色政权，促进边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梁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贫苦农民群众向往的好地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陕甘边区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围剿”，在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6月，已经在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三十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啊！

    革命前辈们当年建立陕甘根据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走群众路线，同时也离不开每一位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贯穿着我父亲的一生。1978年，父亲在历经十六年磨难后重新出来工作，中央派他主政广东，他根据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率先向中央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小平同志赞许地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他鼓励我父亲“杀出一条血路”。我父亲充分认识到改革充满艰辛，必须拿出当年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那么一股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开创新的局面。我的父亲一生有两大亮点，一个是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另一个就是在广东领导创建经济特区。

    当年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辈们，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地区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发生过动摇，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呵。

    在当年的陕甘边区，我父亲把走群众路线当作每个干部的行动准则，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蔡子伟伯伯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我父亲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我父亲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年仅21岁，当时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的刘志丹伯伯比我父亲年长十岁。有一次，志丹伯伯带领红军学校的指战员正在操练，见到我父亲来了，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列队迎接，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并报告部队的情况。我父亲当时感到惊讶，也有些不好意思，而志丹伯伯却认真地说，你是边区人民选出的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是咱们自己的政府，我们都应该尊重，军队更应该带头。每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公告，他也总是让我父亲把名字署在前边，这些生动的故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早已传为佳话。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陕甘根据地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遭遇了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陕甘边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关押。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红军指挥员才免遭杀害。为此，志丹伯伯和我父亲都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由衷地拥护和感激。志丹伯伯率部东征时，父亲见了志丹伯伯最后一面，他留给我父亲的最后叮咛就是“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告诉同志们，一切听中央的”。

    志丹伯伯牺牲的噩耗传来时，父亲正在环县工作，当时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父亲在几十年后还难以忘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而周恩来为刘志丹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我父亲生前十分怀念刘志丹伯伯，多次写文章纪念这位革命的引路人。他的优秀品格给我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志丹伯伯牺牲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和志丹伯伯一家人始终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友谊经受了岁月和风雨的考验，历久弥坚。

    今年七月，听说志丹伯伯的女儿刘力贞大姐身体不好，我专程与爱人张澜澜一起到西安看望刘力贞大姐和姐夫张光大哥。他们甘守清贫，生活一贯俭朴。中午吃不完的饭菜舍不得倒掉，用碗罩罩起来，晚餐继续吃，这与我三十多年前去延安老区体验生活，路过刘妈妈家看见的情形是一样的。七月三日，力贞大姐和张光大哥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与我们一起专程到富平县拜谒我父亲的陵园。他们在陵园向我父亲的雕像敬献花篮后，又参观了我父亲的生平展览。并亲笔题写了“精神长存”四个大字和“刘力贞甲午八十六岁书”的落款。力贞大姐评价说，你父亲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从没整过人，十分难能可贵。

    力贞大姐对我们深情地回忆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烧了他们的老家，还杀死了他们家的几名亲属，是我父亲专门派人把他们一家人都接到南梁。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名女红军之一，红军指战员都亲切地称她“刘嫂子”，我们晚辈则称她为“刘妈妈”。刘妈妈对红军战士十分关爱，亲自带着边区的妇女们为红军战士做干粮、缝军服做军被。在给我父亲做棉袄时，刘妈妈不要别人代劳，亲自动手，针线活做得特别仔细。为了让棉袄平整好看，做好后还压上一块青石板，怕分量不够，刘妈妈就自己坐在上边。她对志丹伯伯说：“仲勋年轻，人长得漂亮，所以要穿得好看些。”

    父亲与刘志丹伯伯他们那一代人的战斗友情是用鲜血凝成的，他们在政治上互相学习，生活上互相关心，战斗中互相激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在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中，父亲率领陕甘边游击队和群众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们砍下树梢，拖在骡马尾巴上在山上山下来回奔跑，用各种“迷魂阵”把马家军的一个师整整拖了一个月。恼羞成怒的敌人到处张贴告示，悬赏2000块大洋和两匹马要捉住习仲勋。在一次在战斗中，我父亲陷入马家军骑兵的包围，他随手牵过一匹白色战马率部突围，敌人的骑兵则在后边穷追不舍。讲这段故事时，我父亲还握起拳头用手指关节给我们示意说，当时的情形非常危急，他骑马上山，敌人就跟着上山，他冲下山谷，敌人也追下山谷。马家军的骑兵十分骠悍，在战马的鼻孔里插上葱段，一方面剌激战马不停地狂奔，另一方面也保护马肺不受伤害。为了摆脱敌人的狂追，父亲身上被梢林刮得伤痕累累，双脚也被马镫子磨出了血洞，当我父亲杀出重围，与志丹伯伯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时，志丹伯伯激动地上前与我父亲紧紧拥抱，他抚摸着被我父亲身上的鲜血和鞭痕染成红色的战马，感慨地说，真是一匹英勇救主的白龙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