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山秋暴的典型性

    通山秋暴是经过充分准备、周密部署，在省委、特委领导下，按八七会议要求而举行的有一定规模的而且很成功的暴动，在全国最早，并且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工农政府委员会，具有典型性。

    1、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通山党组织领导人在五二一惨案后，就进行了武装斗争的准备。首先是进行思想准备。通山学联主席吴礼执在省城参加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返回县城时恰遇五二一惨案，他在群众掩护下回到家乡竹家楼，与当地党员一起开展活动，组织扩大农民武装，活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陈天吉、陈天保、吴永怀等人，予以公审并枪决。到8月中旬，通山县委在只有10万人，国土面积只有1400余平方公里的通山领导着拥有4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全县党员500人。由于通山县委有较好的思想准备，所以，当八七会议传达下来，水到渠成，能积极、迅速地举行暴动，并取得成功，而不是感到很突然、很仓促、很被动。其次是进行军事准备。县委迁板桥后，县委及各团体负责人与农军干部深入到各地农村发展农民武装。赵孟卿、孙丁耀、孙广才等人在南林桥与港路交界的谷山、福龙庵等地联系雨山竹工、水响纸工，吉孟来、程道、成其福在城山下的吉家源、三界尖下的冷水坪一带联系杨芳林茶工、三界地区农民，夏桂林、叶金波到杨城山、沉水山发动造纸工人，陈兆秀等到九宫山联系红枪会和哥老会，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7月底，湖北省主席唐生智出于自己政治需要，公开打出反汪旗帜，指示其部下驻通山的陈维汉团不要公开参与何雄飞的“清党反共”活动。猖狂一时的各地民团由于失掉驻军的支持，只能龟缩在城乡集镇之中，有些民团头子见势不妙，竟逃往外地。到8月中旬，全县有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从人数上已经胜过通山地方反动武装，给敌人以强大的震慑力量。再次是完成组织准备。8月中旬，县委书记李良材[4]根据特委传达的精神，在板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组成通山秋收暴动委员会，夏桂林[5]为主任，叶金波[6]为副主任。下旬，根据特委指示，通山农民自卫军改成通山农民革命军，夏桂林任总指挥，叶金波任副总指挥。通山在秋暴前完成思想、军事及组织准备，是暴动成功的基本条件。

    2、首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模式。这一创新也是缘于对革命形势的认识，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表现。李良材与何雄飞是五二一惨案后来通山分别担任中共通山县委书记和通山国民政府县长的，都是汉川人。初来时，县委研究决定李良材以同乡关系与何雄飞和平共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何雄飞的所作所为，认识到何雄飞是个两面派，于是决定撤出县城转移到农村开展工作，这样就造就了一支有1000余人的农军。这些农军以农村为阵地，农战结合。暴动开始，李良材、阚禹平、阚学增、江福来率领集中在城东板桥一带的农军第一大队（大队长阚禹平）与快枪队（队长阚学增）300余人，于8月28日夜袭西坑潭，消灭了五区民团，五区团团长吴礼启在慌乱中逃命，农军占领西坑潭，控制了富水交通。夏桂林、夏元清、焦瑞祥率领集中在焦夏一带的农军第二大队（大队长焦瑞祥）200余人，打垮了夏兆康的“反共团”，占领城北重镇山口铺。夏昌平、夏洪海等带领石门农军近百人在焦夏与夏桂林会合，编入第二大队。第二日，夏桂林派农军一分队驻守界水岭，封锁咸通交通要道。赵孟卿、孙丁耀、吴永兴等率领集中在港路一带的农军第三大队（大队长赵孟卿）200余人沿港路河直下罗城，于29日占领寺下，二区团团长余玉山率部逃跑。第三大队占领城西重镇寺下，封锁与南林桥的交通，并很快与夏桂林取得联系，当地农军纷纷要求参加暴动，暴动队伍不断扩大。叶金波、吉孟来、戴德昌、成其福等率领活动在城山下的农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吉孟来）占领杨芳林后东进，28日与厦铺参加暴动的农军会合组成500余人的暴动队伍，于29日占领了湄港。陈兆秀、陈叔卿、王铁仙等人率领集中在宝石、横石一带的农军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叔卿）300余人，翻越朦胧岭，29日与许金门等人领导的农军第六大队（大队长许金门）200余人会合，占领岭下、吴兴甫、李渡一带，很快与叶金波等人取得联系。至此，各区民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被打垮，有的逃跑，农军完全占领了农村集镇，使农军攻打县城无后顾之忧，使县城敌人无援兵。

    29日下午，县委、县暴委负责人李良材、夏桂林、叶金波等人会合在一起，决定于30日清晨采用东南、西、北三面合围的战术攻城。

    以农村包围城市是通山秋暴的特色。许多地方一开始暴动就夺取城市，其结果是很难成功，由于没有占领广大农村，即使占领了城市也很难坚守，只几天或十几天就被迫转移，就更谈不上在城市内或区域内行使政府权力了。

    3、坚持以农民为主要力量。这也是《大纲》所要求的。《大纲》指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7]哥老会是栖身于九宫山深山老林的地方土匪武装，匪首王铁仙，这些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与土豪劣绅有深仇大恨，他们占山为王，专门与土豪劣绅作对，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一样的人物。通山争取了哥老会的力量，但是，农民是占绝大部分的主要力量。坚持以农民为主要力量是通山暴动成功的一个基础。依靠社会力量暴动而失败的例子很多。如鄂北，是省委确定首先暴动的地区，其依赖的是地下党张兆丰指挥的建国军一个师。张兆丰免职后，就没有行动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认为：“鄂北区在工作开始之初，有群众有武装，并且群众已与驻军正式冲突，如果我们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未来是很好的暴动局面。不意该区负责同志以全部精力作军事投机主义，对于农民的斗争，完全置之不理，无怪于一点工作都做不起来！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去，便是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略有斗争观念！”[8]在鄂南则有新店事件。蒲圻人民自卫军的兵员大部分由土匪改编，团长刘步一。刘步一将敌十三军令其谋杀省党部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的信交给漆昌元，以表诚意，取得特委信任。特委将精锐力量集中在新店，与刘步一汇合。9月9日，特委先派王钟率领一部分队伍前往。其时，刘步一已被国民党收买叛变，将漆昌元、王钟等人杀害，带去的队伍全部被缴械。翌日，特委率部队到新店，不见漆、王，疑有变故，便派谢一寰、符向一等前往接洽，双方交战，牺牲农军10余人，符向一幸而走脱，而特委机关被打散。在应城县则“我们出现了向土匪投降的倾向。我们可以领导他们，也害怕他们。但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独立存在。”[9]

    4、队伍庞大，气壮山河。陈维汉团调离通山，客观上削弱了通山反动派的力量，给通山暴动造成了有利战机。但这不是通山举行秋暴的先决条件。此前，通山已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五二一惨案后的6月上旬，横石区农民自卫军夜袭横石“治安党”所在地，杀死团丁5人，缴枪9支，救出全部被捕的同志。6月12日，燕厦区农民自卫中队、工人纠察队与警备队100余人，携带快枪8支，土铳110余支，迎战夏斗寅叛军40余人。农军以诱敌、埋伏等战术，击毙敌营长与叛军11人，伤敌10余，农军牺牲7人。暴动在各乡镇展开，农军竟有摧枯拉朽的威力。30日，2000农军攻城，其队伍之庞大，当时在鄂南少见，农民的力量震憾着反动派。正在农军进攻农村集镇时，何雄飞感到岌岌可危，紧急呈文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惊呼通山农军“声势浩大，其有快枪二百数十枝，土枪千余枝”，声称全县“稍有知识分子畏威逃避”，“县城形势千钧一发，人心惶惶”，“泣叩上级派兵往剿”。 [10]何雄飞的电文一点也不夸张。无论何雄飞怎样“临电神驰，无任呼吁”，都无济于事了。

    除攻城的农军外，还有附近数千农民助战，他们手持大刀、长矛，肩扛锄头、角锄参加暴动行列，把只有一条不到两里长街的山城围得水泄不通。还有青年妇女组成的“战地宣传队”，她们“爬上了城北的白鹤山，手里挥舞着红绸被面做的红旗，呐喊着暴动口号，唱着暴动歌。”[11]整个场面，气壮山河，威震敌胆，这在当时的鄂南和其他地方是不曾有过的。

    5、注重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当时，陈维汉团已调走，城中只有警备队，敌人的力量大为削弱。而农军有两千多人，快枪200余支，还有数千助战农军，农军在力量上有绝对的优势，对敌人已造成泰山压顶之势。敌人已从农军进攻农村集镇的势头领略到了农军的威力。但是，当时已确定9月10日为鄂南总暴动时间，通山有参加鄂南总暴动的任务。敌人虽然处于弱势，但毕竟是经过训练的，且为守势，如果强攻，势必造成农军的伤亡，影响士气，影响鄂南总暴动。经过研究，决定由李良材以同乡关系劝何雄飞投降。通过对话，何雄飞愿意交出政权，不战而屈敌人之兵。

    6、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上午10时，何雄飞开城投降，迎接农军，并设宴款待李良材、夏桂林等。但是，守在南门的叶金波发现城里的警备队并未放下武器，枪口还对着农军。叶金波派人把这情况报告了李良材、夏桂林。李、夏识破敌人的诈降把戏，在席上将何雄飞及其心腹僚属逮捕，从而使秋暴取得圆满成功。

    7、建立了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而且在我国是第一个。在《湖北省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概况》一文中，通山县被当作正面典型提出来。这是因为通山不仅采取了正确的斗争路线、斗争策略、战略战术，取得秋收暴动成功，而且建立了县、区、乡革命政权。“南部的工作在湖北来说开展得最好。”[12]不言而喻，通山当时在鄂南、整个湖北乃至全国都名列前矛的。1927年11月的《最近政治、军事状况报告》指出：“通城、通山、崇阳的县政权在农民之手，蒲圻、咸宁的四乡也在农民之手。农民选举出代表会议，成立县乡政权；他们组织并扩大农民军；他们歼灭土豪劣绅，他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且分配土地。”[13]原文无作者，根据文意分析，可能是中央文件。这篇文字记载是对《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的印证和补充，说明通山国民政府县长让出权利后，通山成立了县乡工农革命政权。

    结束语

    通山秋暴是通山县委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以罗亦农为书记的湖北省委和鄂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偿试和伟大实践。斗争中，坚持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农民为主要力量，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抓住有利战机，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识破敌人假投降的花招，取得秋暴的胜利。

    通山秋暴取得成功的意义在于实践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斗争道路，丰富了毛泽东思想，证明中央和省委决策是英明、正确的，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农政府委员会，为鄂南总暴动营造了一个安全可靠的战略后方，锻炼了党员、干部和农军，鼓舞了人民革命斗志。

    值此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弘扬通山人民勇于创新，团结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必定能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热情，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1〕《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第65页，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内部资料，1987年9月。另见《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64页，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
    〔2〕《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2页。1987年9月，内部发行。
    〔3〕《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第２１页：“Ｓi-kon○4革命政府的建立（Ｓi-kon是Ｐuti（蒲圻）和Tung-san(通山)之间的乡镇）。”“Ｓi-kon”为“西坑”的译音。
    [4]李良材（1905-1933），湖北汉川城关人，1924年春加入中共。1933年在江西九江病逝，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5〕叶金波（1906-1934），湖北通山城关人，1925年加入中共，后历任中共通山县委书记，红三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师长、红十七军政委。1934年2月被误杀。1984年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6〕夏桂林（1896-1928），湖北通山大路乡人，1926年加入中共，历任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通山县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1月牺牲于武昌阅马场。
    〔7〕〔8〕〔9〕《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1、130、25页。
    〔10〕引文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日。
    〔11〕《通山党史资料》第二辑第162页。
    〔12〕〔13〕《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22、148页。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国家文物局、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召开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论文集，2008年由中共党史岀版社岀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