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师广场旁边就是红军懋功会议旧址，现在是中共小金县委大院的一部分。看见小金川宾馆的招牌，走过去就能见到栅栏门及其后面的西洋式建筑，这就是红军懋功会议遗址（原天主教堂），为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于1919年兴建。在栅栏门右边有石碑：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遗址　天主教堂。

    栅栏门内是四合院落布局，建筑由教堂、西侧厅堂、北侧厢房三部分组成。

    教堂用砖、石、木作材料，中式结构，欧式造型。正面为青砖砌筑，金字塔造型，有六根砖砌凸柱，三道卷拱门。墙壁上砖砌有十字架及各种几何图型装饰。左右两墙均开有五扇西洋式卷拱窗，北侧过道尾部有一小门，南侧过道尾部有一假门。教堂室内宽阔，有大木柱十根，柱基为八棱鼓形石柱，柱顶上有叶形浮雕装饰。当心间为穹隆式望板。教堂尽头设有讲经台。

    教堂的院墙边有一尊从别处移来的石碑，因为石碑上刻有红军的战斗口号，作为革命文物收藏在此。

    教堂的西侧厅堂尽头是博古（秦邦宪）一个人住的一间房子里，有些孤零零的感觉。

    北侧厢房为木结构房屋，川西汉族地区建筑式样。北侧厢房有多个相邻的房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住宿在此。每个房间里还挂着领导人的年谱。“中共中央懋功办公室”也在这排厢房里。中央红军在县城里短暂休整。

    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沃日河会师后，庆祝会师的活动接连不断，到17日达到高潮，红军总政治部在懋功的天主教堂举行两军的团以上干部会师庆祝联欢会（“同乐会”），到会人数超过千人，把天主教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既有会餐，又有歌舞、短剧和京戏演出。红五军团的剧团表演“烂草鞋”一剧（红军巧渡金沙江、国民党追剿军只捡到红军扔下的烂鞋），令全场乐不可支。其余部队则分别在教场坝（现小金中学处）、四方台子（今县医院处）进行联欢，整个懋功县城沉浸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欢乐之中。

    我们在天主教堂前合影留念。

    可惜，天主教堂作为红军懋功会议遗址，不是每天都开放的，我们没能进入教堂内。

    红军驻留期间，四方面军三十军领导住在小金川河边的新街，我们没有去寻访。

    但是，在这一期间，6月13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关于克服落伍现象的指示》中指出：“在最近半月间，各军团的掉队落伍现象非常严重，并有时发生三五成群故意隐藏居民家中。”为此，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搞好卫生和收容工作，减少疾病流行。对有病的战士要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另一方面，“要立即在部队中抓住故意掉队的标准的分子，广泛的进行残酷的斗争，要使反对故意掉队落伍的可耻现象成为群众运动，造成反故意掉队落伍的舆论，在必要时甚至进行公审，枪毙领导掉队及掉队专家的坏分子”。这再一次显露出来，红军的非战斗减员比较严重。

    红军指战员普遍反映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负伤害病掉下队。”长征路上，因伤因病而被迫脱离红军队伍者，的确是太多太多了。尤其是过雪山草地，掉队就往往意味着死亡！

    我们离开小金县城后，赶往两河口。

    附：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一方面军从达维开赴懋功县城，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集体出动夹道欢迎。

    6月16日，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在懋功休整2天。当天，两个方面军在懋功县城的天主教堂举行了团以上干部交流联欢活动，史称“红军懋功同乐会”。红军在县城里的教场坝和四方台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两支先头部队各自将会师的喜讯报告给自己的总部。李先念报告四方面军总部后，张国焘即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表示：数月来，我四方面军一直在配合中央西征军行动，今日会合，此间指战员为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所钦服。他还让徐向前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报告，急速派人至小金，转送中央。这个报告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并建议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后需要休整补充，让四方面军打先锋消灭敌人。中央红军领导人也向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随后，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都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对方发出致敬电，并且都对所属各部发出指示，向指战员进行会师意义教育，做好会师准备。

    会师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支持是真诚的。鉴于一方面军万里艰难行程后，部队中干部多，战士少，因此，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中旬建议抽调整建制的部队补充给一方面军，在说服张国焘后（也有说，是因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了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四方面军从属下三个军中抽调部队给一方面军：抽调给一军团3200余人（其中，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四团2000余人、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1200余人）；抽调给三军团2600余人（三十军九十师二七〇团和八十九师直属队）；而一方面军比较有经验的干部多，后来派出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黄鹄显、李卓然等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担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王泉媛、吴富莲到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中任职。

    李先念得知聂荣臻没有骡子（在灵关镇时卡住了蹄子而被迫丢弃），立即送了一匹，聂荣臻靠这匹骡子长征到陕北。邓小平先前的马死了，傅钟（是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立即赠送。邓小平后来说：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件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四方面军通过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从茂县、理番送至小金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劳品有衣服套装、皮衣、棉大衣、毛毯、手巾、汗巾、袜底、毛袜、鞋子、草鞋等上千件。后来，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了一套粗呢制服。中央红军也捐了不少钱给四方面军。

    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的情报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早在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实力差别

    不同资料中，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一方面军实力有较大不同，最多的，认为会师时中央红军的人数不足3万人；最少的，认为中央红军人数仅1万余人，其中还含有近3千人的首长、机关、妇女等非专职战斗人员。

    四方面军会师前，部队已发展到5个军11个师33个团，连同地方部队共计8万多人。四方面军战斗部队序列如下：

    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
    第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
    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生，政委张广才；
    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

    另外的资料，在张国焘到两河口开会之前，中央红军获悉的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近10万人马，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的着装差别

    红一、四方面军部队驻扎在一起，要区分这两支部队很容易：

    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部队——穿着好的、颜色深的、整齐的，不佩戴红领章、红帽徽的，是四方面军的；穿着不好的、颜色灰色的或五颜六色都有的、甚至破衣烂衫的，是一方面军的，并且一方面军的大部分佩戴红领章、红帽徽。因为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暗地里四方面军的人被叫做“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做“小脑袋”。一方面军条件好一些的指战员穿着用皮毛、毛毡、藏民的氆氇做成的“坎肩”。

    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部队——脸色正常甚至红润的，是四方面军的；脸色呈菜色、面黄肌瘦的，是一方面军的。

    看他们的枪支弹药，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部队——枪支弹药多的，是四方面军的；枪支弹药少的，是一方面军的。

    看他们的粮袋，就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军的部队——粮袋饱满的，是四方面军的；粮袋不满的甚至没有粮袋的，是一方面军的。杨尚昆回忆：四方面军的师以上干部每人背篓里装着腊肉、腊肠之类的东西。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三军团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三军团的团一级干部连菜盒子都没有。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的“心态”变化

    在四方面军指战员脑海里，原来对中央的信仰是如同天神一般。两军会合前，张国焘的副手陈昌浩就曾宣传：要和“三十万中央红军”会师。

    1935年6月12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于达维以南、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得到两军胜利会师喜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当面敌情和四方面军各部队位置，提出当前任务请中央决定，表示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待到中央率领疲惫不堪、破衣烂衫、军容不整、几无重装备的一方面军到来时，四方面军指战员心中的神话破灭了，看这不成样子的万把人马，与原来想象中的中央红军形象大大有不同，一时各种看法、议论不尽相同。

    在一方面军方面，有人自持“老红军”资格、长途征战经历和中央红军“老大”，炫耀、自夸，令四方面军指战员心中不快。还有些领导人（比如博古和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毫不掩饰地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批评四方面军存在“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样，无疑引起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反感，也给了张国焘用以挑唆的借口。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就有和博古的一次谈话叙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有一次在和博古个别交谈时，提起一些党内老同志，仍按传统风格称呼他们的表字，如润之兄（毛泽东），玉阶兄（朱德）等。满口同志、同志的博古听得刺耳，于是抛开正题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接着指责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云云。张国焘一时为之愕然，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向他解释一番。博古反倒进而指责四方面军将士间没有建立起同志间的亲切友爱关系，表明仍然有军阀观念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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