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半条棉被”的主人翁家时，朱中建对我们说，当年，共产党就是这么得人心啊！

    我在感动之余，有些不甘心——当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队伍里的女红军一共三十余人，后来她们大多走到了陕西吴起，怎么就找不着呢？还可能是长征途中不断有加入红军的女战士？

    来不及细想，我们又知道了在沙洲村，还有一个传世的故事——《红军书》的故事。

    《红军书》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是沙洲村的一位村民罗旺娣。

    同在1934年11月，一天，村民朱性田、罗旺娣从躲避战火的藏身地回到自家探视，发现屋檐下有一队穿着显得有些破烂的军人，他们意识到这应该就是久闻大名的红军。罗旺娣赶紧把红军叫进屋里来，自己赶紧给红军烧水、做饭。其中一位女红军左腿受了伤，军医正在给她包扎。军医看见罗旺娣家里挂着草药、放着药罐，便请罗旺娣帮忙给女红军疗伤。原来，由于伤员多，军医带着的药品已经用完了。

    罗旺娣没有拒绝，很内行地查看了女红军的伤情，只见伤口已经化脓，大面积表皮坏死，再不治疗，可能连命都保不住。罗旺娣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郎中，罗旺娣小时候就跟父亲学得一手治疗外伤的医术，嫁到沙洲后经常给人治伤，从不收钱。罗旺娣立即为女红军治疗。三天后，女红军的伤势已得到控制，可以拄着拐杖慢慢地行走了，她决定随红军大部队一起出发。罗旺娣反复叮嘱她注意防止伤口感染，并将一包草药给她继续治伤。

    临走时，这位女红军为了感谢罗旺娣，便掏出一张纸币硬塞在罗旺娣的手里，说：“大姐，没什么可以感谢你的，这是一点意思，请你一定收下！”可罗旺娣说什么也不肯要，推来推去，女战士拗不过罗旺娣，只好收起纸币。女战士总觉得这样太过意不去，于是便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本册子，递给罗旺娣：“大姐，你真是好人，这本册子你留着，将来红军胜利了，对你有用的。”这下，罗旺娣不好推辞了，只好收下。

    红军走后，罗旺娣怕国民党入户搜查，就把这本册子用红布包好，藏在了卧房门楣头一块青砖的空隙里，外面加了伪装，除了自己，别人看不出来。罗旺娣和丈夫一起发誓，不许向外人透露半点风声，不许卖书换钱财，要保管好代代相传。

    1982年6月，71岁的朱性田因中风过世。临终前，他久久竖起食指、仰视不能言语，罗旺娣连连点头，表示知道他的意思——保存好红军册子。

    1992年9月，78岁的罗旺娣感到来日不多，就把儿子朱松保叫到床前，详细地讲述了当年女红军送册子的经过，交待了世代珍藏红军册子的心事。朱松保信誓旦旦地让母亲放心。

    1997年，朱松保觉得儿子朱君志有文化，为人可靠，就把红军册子托付给他保管。

    就这样，一本红军小册子，祖孙三代恪守诺言，接力珍藏了72年！

    这是一本挺厚的、32开手刻印本小册子，封面上赫然写着《政治工作参考材料》，下面落款是“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政治处印，一九三四　八　一”。

    为什么这本小册子上落款“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政治处”呢？原来，是为了纪念苏共党员郝西史（前苏联苏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因参加广州暴动被杀害）而将“红大”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

    由于年代久远，“红军书”显得有点破旧，很多地方甚至已经发黄、长霉，尽管如此，但总的来说整册书还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

    这本小册子长17厘米、宽13厘米，土纸，共140多页。全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指导员》、《政治委员》、《政治部》等6节内容，每节后附“问题”，“参考资料”；后半部分为《政治工作参考资料》，汇集有《总政治部关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工人俱乐部之宣传教育》（译自联共十三次扩大会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20年11月）等文献资料。

    我知道了“红军书”的故事，也知道了红军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更知道了，红军不仅是一支铁打的军队，还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当年，红军几乎住满了文明圩一带的村子，尚有一些红军驻地的旧址。

    在文明乡沙洲村的是“红一方面军卫生部旧址”，这是朱通武家族的公房，始建于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坐东朝西，土木结构，约130平方米。可惜，年久失修，现在只剩下框架了。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在文明乡秀水村朱义辉家，始建于清咸丰六年至十一年（公元1851～1861年），坐西朝东，面阔三开间，青砖瓦房，属于典型的湘南古民居建筑，有三雕（木雕、石雕、砖雕）。红军在此驻扎7天。如今，还可以看出建筑规模不小，上下两层都有窗子，青砖翘檐，雕花石刻，依稀辨出昔日的富丽。大门左侧有两个铜牌，一个牌子上的文字是“文化遗产保护点”，另一个牌子上的文字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大门的右侧立着一个较大的长方形牌子，牌子上的布大多破碎，下半部分也完全没有。上面的字是《红军长征时红军总司令部旧址简介》，保留下的文字大致如下：1934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一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冲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抵达汝城县文明圩，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领导机关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

    红一方面军后勤部旧址也在文明乡秀水村，是朱氏祠堂，始建于清道光庚子年（公元1840年），坐东朝西，两层泥土瓦房，占地面积240平方米，宗祠内是大厅和两侧的侧房。如今，这处旧址破烂不堪，屋檐上荒草疯长。在大门右侧有三块牌子，两块是铜牌，一个牌子上的文字是“文化遗产保护点”，另一个牌子上的文字是“红一方面军后勤部旧址”。立着的长方形牌子上是《红一方面军后勤部旧址简介》，全文如下：1934年11月9－12日，红军长征在文明休整，红军总部后勤部就驻扎在这里。该旧址始建于1840年（清朝道光年间），为秀水朱氏祠堂，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红军总后勤部官兵一住下来，就忙着为大部队准备膳食，筹备物资。一有空就向群众宣传长征的意义，在宗祠木板上写下一些标语，如“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白军是军阀的军队”，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的宋裕和（汝城延寿人）和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汝城热水黄石人）就在后勤部工作。2006年5月25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为形象代表的《我的长征》全体队员在此宿营，体验红军长征之艰难。进入旧址大门，祠堂里空间很大，地上胡乱堆满东西。有史料说，在宗祠的木板上还留有红军标语“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等，但无人指点，我们没有找到红军标语。

    中央红军驻扎期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命罗迈（李维汉）为文明圩卫戍司令，红一方面军卫戍司令部驻在文明乡文明司的清代庙宇一带。可惜，1967年文革期间，这里的庙宇和戏台被拆除。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汝城购买物资时，除用银元、铜元外，也使用苏维埃币、红军纸币，同时，还在土桥坳口、文明乡文明街设立了“银币兑换处”。

    红军走后，当地群众留存了一些红军钱币，有的是将纸币藏在房梁上、墙缝里，有的是用羊皮包好、用泥做成砖状等藏下来，但保存至今的还是廖若晨星。这些红军纸币正面绘有红星图案，图案中间标注纸币面值“伍分”、“壹角”或“伍角”不等，上方从右到左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伍分票额下方标注“凭票二十张兑换银币壹圆”，壹角票额下方标注“凭票十张兑换银币壹圆”，伍角票额下方标注“凭票贰张兑换银币壹圆”；纸币背面正中绘有红星图案，并饰有对称花饰，上方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下方印有印刷的年份和编印号码，四角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了纸币面值。

    我们离开文明乡后，继续沿[S324]省道再往西去里田乡。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