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我没掉泪，可得不到党组织信任我掉了泪”

    中红网：听说你们四方面军西征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牺牲也很大？
    王泉媛：大概是1936年七八月份开始西征，到1937年三四月的时候就失利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的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先锋团被围。此时，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又多。我们整个部队打得都没有子弹、炮弹了。
    为此，我主动请缨，要求让妇女先锋团打掩护。我对徐向前说：“徐总指挥，让妇女独立团打掩护吧！”
    徐向前犹豫不决。显然，他不忍心让一群女兵单独与凶残的马家军作战。我看出了他的心思，又说：“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装起来也容易混过去。”最后，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这支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了梨园口阵地。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马匪发现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全是女兵时，便从马上跳下来，想活捉我们。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我命令战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则带领一小部分人作最后的阻击。
    这时，我感到欣慰的是，通过渐渐稀疏的枪声，基本能判断出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已突围出去，妇女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但全团仅剩不足300人，部队被打散了……
    中红网：听说马匪对待我们女红军战士非常残忍，你们受苦了！
    王泉媛：当时，我躲藏在一孔破窑洞里，但很快被马匪搜了出来，当了俘虏。一天，我趁上厕所的机会跳下城楼，昏死在墙根下，又被抬了回来。
    马步青陆续把抓获的女战士分配给各级军官做小老婆。有一天，马步青的夫人来探监。她告诉我，要想不做马步青的姨太太，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她的干女儿。我和吴富莲商量后，便答应了。
    马步青没有得到我，便心生一计：将我分配给团长马进昌。我不从，被马进昌带人强娶。一天晚上，马进昌想强暴我。他刚要近身，我一脚踢到他的下身处，把他踢翻在地。事后，我连续几天被他们严刑拷打，就是用那种打马的鞭子抽啊！我浑身被打得遍体麟伤，没有一块好肉。
    敌人肉体上的折磨我不怕，关键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好几次，我想到了死。我曾几次自杀，没能成功。
    1939年3月，马进昌领兵外出修路，我和另一名女战士王秀英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终于翻窗逃出了马家大院，一口气跑了90多里，来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中红网：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王泉媛（两眼闪动着泪水）：但是，当时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八办”的人对我说，上级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再说你还是马步青的干女儿，马进昌的小老婆……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这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就是说，西路军失利我没有掉泪，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
    我用双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但最终没能到陕北，相反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又走了一回长征。途中，为了活命，我与一位叫万玲的四川男人结了婚。他要我跟他一块回四川老家，可我却要到江西去。到江西后，我和他就分手了。
    1942年7月，当我破衣烂衫回到江西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认我，乡亲们都说我不是王泉媛。在我准确地说出以前家里的情况后，母亲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女儿。这一年，我29岁。

王泉媛曾获得多项荣誉奖励，图为她出席解放军英雄模范会议的证书。

多年来积极工作、无私奉献的王泉媛，2008年曾通过交纳党费来支援四川地震灾区，图为有关证书。

    “长征路上，与王首道只有两日团聚的婚姻”

    中红网：听说你在长征路上与王首道结婚，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好吗？
    王泉媛：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时，我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一连几天，我们俩都在一起做群众工作，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心思，被蔡畅、李坚贞和金维映觉察到了,她们就热情地给我们牵线搭桥。到遵义的第7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那天晚饭后，蔡畅等人把我带到王首道的屋子里,给我们俩讲了讲，然后关上门就出去了，这样我们俩就算是结婚了。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只好欠着了。
    中红网：不是说长征中不让结婚吗？
    王泉媛：在长征路上结婚，我们俩可真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情况下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
    中红网：在长征中，你和王首道又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王泉媛：从遵义出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和打仗，我和王首道一直都没有机会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我随中央卫生部来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给我送信，让我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这才又见了一面。
    天亮以后，我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别。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
    中红网：后来，王泉媛与王首道又见过面吗？
    肖扬凤（王泉媛养女）：他们二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妈妈在1942年回到家乡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人都不知道她就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妇女先锋团团长。妈妈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一样耕作收获，下田种地，养牛养猪。1949年泰和县解放后，妈妈先后担任了村生产队长、保管员、大队妇联主任，公社和乡的敬老院院长，并开始重新向组织反映自己的历史，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待遇，但都石沉大海。当地没有人记得她，也没有人愿意相信她。“文革”期间，她甚至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游斗。有几次，当妈妈在报纸和广播里听到王首道的消息的时候，也想过要给他写封信，想能得到他的帮助，可又担心着诸多的不妥，最后还是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埋在了心底。
    一直到了80年代，妈妈从江西来到北京，在老大姐康克清的过问和作证下，才终于落实了政策，被恢复了党籍和老红军的身份。这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身边这位普通的老太太，原来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革命老红军。
    1982年夏天，当王泉媛办完事准备离京时被告知，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马上要来看望她。听到这个消息，年近古稀的妈妈，眼泪立即就“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38年秋，已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在延安与易纪均结婚。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王首道第一个妻子叫王绍坤，为掩护丈夫在受尽酷刑后被杀害，人头被挂在浏阳城墙上。第二个妻子王泉嫒，身为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被打散后下落不明，又有消息传说她早巳牺牲。
    那次见面时，妈妈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1995年，妈妈到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又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这次，妈妈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了妈妈的胳膊，两位老人留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我也有幸在与他们在一块儿合了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当妈妈得知这一消息后，大病了一场。后来，王首道女儿王维滨两次专门来到江西泰和我们家探望，给妈妈送来了棉袄等物品。
    我1953年生，1957年开始跟着妈妈生活。几十年的生活让我看到，妈妈一生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她在担任禾市乡敬老院院长时，先后干了14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王泉媛：1987年，当我被确认红军战士身份时，已经76岁。我先后收留了6名孤儿，目前与养女肖扬凤一起生活，享受副厅级待遇。与那些永远长眠在雪山草地和西征路上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我知足了！
    但是，就是九死一生，也要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
    （王泉媛笑了，露出了仅有的两颗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