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不是靠一个会议完成的，从起点到名正言顺，前后经历了八年，而四渡赤水战役，又是最开初最关键的一块试金石，由于土城青杠坡之败，党中央高层对毛泽东的指挥也产生过一些疑虑；由于迂回多跑路，林彪等人提出“换将”，公然信不过毛泽东在前线指挥；由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暂不服众，党内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定了他的意见，“撤销”了他的前线总指挥职务等等，都发生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但是，毛泽东凭着自己对战争的驾驭和对敌方的充分了解，凭着他超人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希望以为无前路可走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战术，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场奇迹。不得不使全党信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赞扬了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全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指挥，巩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可以说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对于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开创革命战争新局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点。（徐占权《解读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

    四渡赤水战役的成功，其直接成果是巩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更远一点看，它还为毛泽东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军事家、政治家奠定的最重要的基石，毛泽东个人命运的转折始于遵义会议，而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四渡赤水。

    同样如此，没有毛泽东，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就会显得暗淡，甚至会发生转向。小平同志有一段话：“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曾因尊孔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批斗的著名学者梁漱溟，1980年在接受为自己立传的外国作家艾恺拜访时也说，毛泽东超越了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人物，“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二、它验证了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以批判李德、博古“左”倾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显著标志，全会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上，火药味很浓，矛头直指以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指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尖锐地评击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这位“靠铅笔指挥”的太上皇的错误，提出了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即敌强我弱情况下的运动战、游击战原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分析批评博古、李德每一条军事错误时，他都提出当时应该采取的正常措施以及他当时是怎么建议的。

    他说：

    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出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这时我们可不失时机地集中兵力发起一系列战斗，战而胜之。
这是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最系统的一次闸述。他有理论有实例的论述，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给人启迪，令人振奋。

    而四渡赤水战段，恰好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集体娴熟地实施以上正确军事指挥艺术的实践。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日全部渡过乌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