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照
笔者作为北京46中七三届初中的学生,阎崇年作为当时的班主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师生谊、忘年交。今年春节,笔者和几位师生老友前去阎崇年老师家拜年。年近八旬的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阎崇年,身体健壮,嗓音洪亮,思路清晰,十分健谈。近两小时的会面,我们有近半时间是在聆听阎老师在讲。
交谈中提及阎老师于2013年11月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最忆离京骑车游”——每逢冬到小雪时,就回想起发生在北京的一个令我难忘的故事。那是在1966年,全国有一股“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浪。大批的红卫兵,坐火车的,乘汽车的,搭轮船的,或徒步的,个别也有乘飞机的,从首都北京,奔向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我是学明清史的,当时不是红卫兵,也不够加入红卫兵的资格,可又想出北京走一走,看看京杭大运河,怎么办呢?一天,我和赵铮、刘天心、梁新华和杨健萍5个人商定,骑自行车“串联”,沿京杭大运河骑行,看沿途风光,览名胜古迹,终点是杭州。
酝酿定了,分头准备。先检查自行车,我推着一辆绿色飞鸽牌二八女车,到六部口西长安街路南的一家修车铺。修车的穆师傅是山东人,因我经常在这里打气、修车,又是同乡,所以很熟。我让他仔细检修,要出远门。他问远到什么地方,我没敢说到杭州,说想骑到济南。他说您这辆旧车能骑到天津回来就不错,但他还是认真仔细地做了全面检修。
其他几位除检修自行车之外,分别准备修车工具、打气筒,补车带的剪子、锉刀、胶水,以及扳手等等。有人特别准备了“红卫兵介绍信”,好像是用萝卜刻的图章,盖了一些空白介绍信,准备到住地接待时用。还带上各自定量的全国通用粮票。我带了全月的工资70元人民币,赵铮则带着稀罕之物120型海鸥牌照相机。
1966年12月15日,早上8点,我们一行5人,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集合。大家非常兴奋,每人带着小红书,在天安门前合影。前不久,赵铮兄翻拍出我们5人在天安门前临出发的一张旧照片给我,这是我此行保存下来唯一的一张影照,弥足珍贵。
天安门前“誓师”后,我们沿长安街往东骑行,出建国门,到通州,在张家湾漕运码头停留,巨大石条,整齐横卧,保存尚好,遗迹清晰。当夜,宿河西务。第二天骑行到天津,游逛两天。后经杨柳青,看年画。在沧州看铁狮子,还开玩笑地戏说当年林冲夜奔“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故事。
北京到杭州,大约3500里。运河、铁路、公路,三路并行。当时的公路,路面平整,铺着细沙。每天骑行百里上下,看到有合适的宿点,就停行住宿。骑行经过临清、枣庄(微山湖畔)、济南、泰山、曲阜、淮安、扬州、镇江、苏州、南京、杭州等。并专程骑车到绍兴,瞻礼大禹陵,游览鹅池,看百草园。骑行到杭州,在西湖赏景,去灵隐观光,天飘起飞雪。从北京到杭州,骑行历时整一个月,虽旅途艰苦,却苦中有乐。
在杭7天,接令返京。我乘船一夜,徜徉运河,到达苏州,转乘火车,春节前夕,回到北京。
后来回想,在那特殊的10年,我做得最有意义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我“逍遥”在图书馆看书,并写出《努尔哈赤传》书稿,后由北京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另一件就是骑自行车考察京杭大运河。我在北京发生的故事很多,这是我人生中既生动又难忘的一个故事。
阎崇年说,小有疑憾的是,报纸上没登他们骑游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的那张照片。笔者说,那没关系,笔者办的《旅游与交通》杂志早就想把这段往事图文并茂地反映出来。而且,这件事本身也还有故事可言。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这篇小文仅有一千多字,只是阎崇年此行骑游全过程的一个“简本”,而笔者可以提供这件事情的“全本”手稿。记得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采访阎崇年的学术成绩,在《北京日报》人物版刊发长文时,笔者就听阎老师谈起了他在文革初期曾经结伴同校老师骑车远游之事,但笔者未将此事写进文章里。大约在1994年下半年,笔者跟阎老师讲,笔者正在编一本《神州大地走单骑——千位老人骑游录》的书,想请阎老师把那段骑游经历写出来。约稿之时,阎崇年已经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仅管他事情很多,但不到一个月就让笔者去取这篇稿件了。
此为阎崇年工整的手写稿,题为“京杭运河骑车考察记”,全文3900字,收录于笔者1995年5月版《神州大地走单骑》一书中。现将这段原汁原味的现代骑游先驱史录下——
沈兴大著《京杭运河一一首次自行车之旅》(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一书,在《前言》里说了如下一段话:“在秋雨绵绵的江南乡村公路上,两个推着自行车的旅行者,挣扎着前进,一个人推不动时,另一个人就跪在泥水中帮着推……当他们看到以盛产泥人闻名于世的‘无锡市’路标时,已经成了两个真正的泥人。年长一点的就是本书的作者、人民中国杂志社记者沈兴大,年轻的是同行的摄影记者刘世昭。1981年5月,他们从北京昌平县的白浮泉出发,开始了骑自行车踏访中外闻名的京杭运河。这在国内还是首次。”
沈兴大君自认为他们二人,1981年骑自行车旅行京杭运河之举,在国内是首次,所以其书名的副标题冠以“首次自行车之旅”。读了上面引文,我称赞他们的辛苦旅行,但也触发了我们早于沈、刘二君15年的骑自行车考察京杭大运河之行的回忆。
那是在1966年。“文革”风暴狂起之后,掀起了“大串联”的浪潮。一批一批的“红卫兵”、“红五类”,乘坐火车,涌向四面八方,进行全国“大串联’’。我们没有资格戴袖章、乘火车、去串联,便想到骑自行车出去走一走。我是学明清史的,想借这个机会考察明清时期贯穿南北的经济命脉——京杭三千里大运河。于是,经过秘密磋商,我和刘天心、赵铮、梁新华、杨健萍五人,决定由北京出发,骑自行车沿大运河南行。至于能骑到何处,当时却心中无数。记得行前我到修自行车铺,去检修要骑的一辆旧飞鸽牌女车时,修车师傅说:“这辆破车不要说骑到济南,就是连天津也骑不到!”况且,我还未敢说要骑到杭州。可见骑自行车考察大运河,在一般人眼中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11月的一天,我们一行五人,带着简单行装和修车工具,自北京的象征——天安门出发。经过通州,晚驻河西务。这里原是运河的繁华码头,现在尽有恢宏遗迹可见。翌晨登程,夜宿天津。在天津游览一个星期,观海河、逛市容、寻古迹、访友人。过杨柳青,本想看年画,但它被列为“四旧”,已遭“横扫”!作坊关闭,店铺停业。
经过两天行驶,到达沧州。这里故事蛮多,有铁狮子,特别是《水浒传》中林冲发配沧州的故事,哙炙人口,家喻户晓。恰好那天飘着小雪,路边有座破庙,附近村庄(当时叫生产队)有麦场,不远处还有一片小树林。我们边骑车、边戏说:那里是当年风雪的山神庙,那里是当年火烧的草料场,那里是当年鲁智深大闹的野猪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