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彭林，原名彭栋才，1914年6月29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官田乡举洲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2岁就到江西省永阳市当学徒。1930年春，红军第二次到永阳时，16岁的父亲参加了永阳市青工会和工人武装纠察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于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

彭 林

    父亲参加革命后，曾参加攻打吉安县城等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他先后担任过永阳市工会青工部委员，吉安县工会青工部长，工会委员长，中国店员工会执行委员，湘赣省工会委员长，中共湘赣省省委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湘赣军区兵工厂政委、总医院政委、卫生部政委，军区保卫局长等职务。1934年8月，父亲调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任政委，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带领下，率部离开湘赣苏区，开始了长征。10月6日，红六军团与国民党桂十九师遭遇，战斗非常激烈。9日，担任军团后卫的五十团在掩护军团主力转移后，受到敌军阻击，只好单独突围，后与军团主力失去联系。一天，在一个小镇上，父亲在一所小学里找到半张旧报纸，发现写有贺龙部队的消息，距离只有300余里，这样就为部队的行动指明了方向。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终于在10月23日，也就是与红六军团主力失去联系半个月之后，找到了红二军团，见到了贺龙、关向应等军团首长。不久，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在贺龙、任弼时的领导下，发动了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有力的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红军长征期间，父亲先后担任了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五十一团政委，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团保卫局长，十七师、十六师副政委、模范师政委。到达陕北后，入保安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父亲与余立金、吴克华、曾广大四人在张爱萍的带领下，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张爱萍担任上海军分会主席，父亲任军分会三科科长。由于敌后斗争的需要，他的名字由彭栋才改为彭林。

    上海沦陷后，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派王文林和父亲到青浦组织中心县委，由王文林任中心县委书记，父亲任军事部长。后来，日军攻占了青浦，青浦党组织已转移而联系不上。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王文林到吴兴县潘店，经关系介绍，找到当地民先队成员郎玉麟，很快集合了七八个抗日进步青年，成立了“流亡抗日工作团”，开展起活动。在当地开明绅士的帮助下，取得了国民党吴兴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抗日青年培训班”，为当地开展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此时，他们亦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12月，在发展郎玉麟为中共党员后，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独立党支部，坚持战斗在敌后。他们以县政府的名义，征集枪支，招收人员，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元旦，在吴兴县西乡何家埠成立了“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任大队长，王文林任政训员，父亲任参谋。部队成立后，多次进行偷袭日伪军的战斗，在攻打吴兴黄子塘桥的战斗中，父亲被敌炮弹击伤右手。这些战斗，虽未造成敌寇多大伤亡，但却扩大了“游击大队”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日的信心和斗志。

    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抗日游击大队”突然受到“红枪会”匪徒的围攻，王文林在掩护部队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5岁。父亲他们忍痛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眼泪又继续战斗，毫不动摇。

    “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发展成拥有人员200多，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1挺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当地影响力越来越大。

    得知武汉设有中共办事处后，为了与上级取得联系，父亲立即以经商的名义写信给董必武主任汇报情况，信的大意是：我们已开张，有一定基础，正在发展中，但朋友不多，与其他无来往，你若有高见，请予赐教。此时张爱萍正在武汉，就由他复了信：彭林先生，来信获悉，祝贺你们营业开张，一本万利，不断兴隆，希加倍努力，如有机会叫人去看你们。这封信极大的鼓舞了父亲的斗志，更加坚定了继续在敌后斗争的信心。

    1938年8月，在国民党专署的命令下“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浙江一区抗卫总队十二中队”，郎玉麟为中队长，彭林为第一分队长。

    1938年11月，父亲经多方面努力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唐民同志的陪同下，父亲化装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向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汇报了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工作的情况，受到新四军首长的肯定。为加强部队党的领导，在父亲的请求下，新四军军部派了两名党员干部到部队工作。1938年2月，父亲又与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取得联系，任浙西特委前委书记和部队党组织的负责人，受浙西特委直接领导。在这期间，父亲组织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他们根据情报，在东溪大河的安澜桥和菱湖镇之间，伏击了湖州城日军增援德清县日军的汽艇部队，战斗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击沉击伤日军多艘汽艇，日军纷纷跳水逃命，伤亡惨重。国民党浙西行署办的《民族日报》称：郎部大战安澜桥，重创敌人，战果辉煌。

    1939年11月，部队随总队调到浙东，参加抗击日寇的萧山战斗，战斗失利，部队撤至金华附近整训，改编为抗卫总队三纵队七团二连。

    1940年5月，郎玉麟和父亲随交通员在浙江丽水县见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刘英在听取汇报后，指示他们要利用合法身份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待机行动，要慎重发展，不要公开活动，防止破坏；在敌人肚子里一个连就等于一个团。同时又指示郎玉麟仍回浙西工作，彭林继续留在部队。两个战友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分别，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又重逢。后来，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牺牲，父亲再一次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0年10月，部队改编为浙保四团二中队，中队长由中共党员俞暮耕担任，彭林调任一大队副。1942年5月，日军大举向浙赣路进攻，浙保四团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多次失利，溃不成军。为避免损失，父亲决定，由共产党员孙秉夫带中队剩下的30多人和徐国光带领的10多人，分别到永康县找到在此养病的原中队长共产党员俞暮耕，利用国民党的关系，与永康县地方抗日自卫武装合编为“浙江省第四专署保安总队”，由国民党义乌县长兼任总队长，进入义乌东乡活动。父亲则仍留在浙保四团。1943年初，日伪军在金华地区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保安总队伤亡减员较大，于是国民党当局将“保安总队”缩编为“义乌县抗日独立大队”。1943年9月，父亲由浙保四团调到义乌独立大队任大队长，俞暮耕任政训员。“义乌独大”的成立，使党的力量得到集结，除大队领导外，下属中队的领导大多也是共产党员，整个“独大”都掌握在党的手里，成为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打开局面，“义乌独大”一方面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积极组织对日伪军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攻打日军吴大元村据点的战斗。此役，大队领导经过精心策划，组成9人突击队，在中队长共产党员张志萱的带领下，化装成民夫混入日军据点，然后一声令下，里外配合，全歼了日军一个分队28人，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2个，三八式步枪18支，弹药一批。这一仗在当时金华、义乌、东阳影响很大，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威风，打响了“义乌独大”的名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为了恢复党的领导，父亲派俞暮耕找到我党“坚勇部队”负责人江征帆、陈福民，表明了共产党员身份，然后通过他们与中共金萧地委，中共浙东区党委、华中局、党中央相继取得了联系，父亲又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

    “义乌独大”成立后，与我党领导下的坚勇大队经常互通情报，相互支持，相互秘密配合行动，并秘密为坚勇大队提供一些武器弹药。义乌县警察大队经常袭扰我抗日军民，无恶不作。“义乌独大”领导就派孙秉夫带一个中队，秘密配合坚勇大队分别在义东的白塘畈、宗宅给警察大队以沉重打击，保卫了义东北根据地。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坚决消灭坚勇大队”的命令采取阳奉阴违，消极对待。这一系列行动逐步暴露了“义乌独大”的“政治色彩”，国民党当局有所察觉，准备将其调往永康，这样，“义乌独大”已很难继续利用合法身份再隐蔽下去。为了避免大的损失，他们一面和国民党政府虚与应付，一面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公开党的领导。1944年2月，浙东区党委批准了他们的请示，1944年3月23日父亲率全大队300余人枪，在义乌县大畈村与金萧支队会合。4月2日，在诸北的江藻村召开欢迎大会，热烈欢迎“义乌独大”胜利归来，宣布为金萧支队独立大队，父亲任大队长，俞暮耕任政治教导员，这样他们就成为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大家庭中的一员。义乌县独立大队的胜利回归，使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欢欣鼓舞，同时给浙江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我浙东主力部队在四明山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彭林与杨思一在北撤前的合影

    在抗战8年中，有6年时间，父亲都是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虽然多次失去党的领导，但是他不忘党的方针政策，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顽强的革命斗志，不畏艰险，勇于克服困难，独立自主积极开展工作，为我党发展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最后胜利回归党的怀抱，没有辜负党对他的期望。父亲曾说过“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浙江有着特别的感情”。

    1945年2月，金萧支队主力上调浙东纵队，留下支队政委杨思一和支队参谋长彭林在当地坚持工作。后来他们以各地方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了新的金萧支队，父亲任支队长，杨思一任政委，继续在金萧地区进行活动。这期间他们迎接了两批新四军部队渡过富春江，支持了浙东浙西兄弟部队的胜利会师。到1945年8月，金萧支队已下辖3个大队，包括各县地方武装已发展到1500余人。1945年9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浙东纵队的命令，金萧支队告别金萧地区人民，开始北撤。他们历经艰险，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杭州湾，在江苏常熟南丰镇打了一胜仗后，横渡长江，到达苏中解放区，胜利完成北撤任务。金萧支队整编后隶属于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父亲调至一纵二旅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率部队参加了攻打兖州、津浦路大汶口的战斗。1947年2月调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1947年9月国民党发动对胶东地区攻势，10月敌装备精良的2个旅进犯威海，父亲不畏强敌，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残酷战斗，使敌军遭受重大损失，最终取得威海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割断山东战场和东北战场海上交通线的计划，保住了华东我军的大后方，对扭转山东战局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2月，他担任了三十二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5月率部参加解放青岛战役。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在攻克敌外围三道防线后，顺利攻占了市区，迫使残敌乘船南逃，6月2日青岛全部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2月，三十二军调归十兵团建制，由青岛南下福建，担负攻台准备和剿匪、海防等任务。至1950年12月，全军共进行大小战斗380余次，歼敌8000余人，有力的配合了福建地区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2月，三十二军撤销，父亲调新成立的铁道公安部队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担负起保卫国家铁道交通运输命脉的光荣任务。部队共接收全国铁路、桥梁、隧道、车站、仓库800多处。此后多年，父亲奔波在漫长的铁道线上，指导部队保卫铁道安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铁路运输非常繁重，敌特破坏猖獗，他领导部队狠狠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确保了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