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等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总结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大跃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唯意志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后，他亲自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这次调查的成果，对于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迅速恢复农村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印发了失而复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于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极大。他还提出两个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　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知之不深，因此深感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第二，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作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论断。

    超越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逐步划清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了现在所处的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划分阶段，当前究竟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一个发展阶段，对这两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初步确认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第三，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

    长期以来，包括苏联在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一直搞不清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更是刮起了一股取消商品生产的风。针对这个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要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后来他又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是“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从以重工业为中心、农轻重并举到以农轻重为序，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认识上的重要发展。

    第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中，由于片面追求完成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指标，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国来宾的谈话中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　他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还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第六，在系统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制定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毛泽东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这是纠正错误、战胜困难的需要，更是深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需要。毛泽东率先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以后，在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等工作条例，形成了一个制定各行各业工作条例的高潮。

    毛泽东把这次制定各方面的工作条例看作是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探索经济建设规律的一次尝试，他提出要求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第七，正式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按照原来的估计，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概需要五十年时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作出一个新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从五十年推迟到一百年，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调整，也是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调整，变得比较稳妥，比较切合中国的实际。

    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奋斗目标。到了1963年，在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提出：“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郑重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在审阅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在这里，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是很有眼光的。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实际上，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经过近十年的曲折探索和曲折反复，中国共产党人才终于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成果，也是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毛泽东还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以上，我们分了三个阶段简要回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程，着重回顾了探索取得的积极思想成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具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尽管提出了要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理论创新上的高度自觉，并且在许多方面开始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从经济体制上说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制约，而那些具有中国特点的制度也因为不断受到“左”的冲击，或者未能继续完善，或者未能很好坚持；其二，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开始发展，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根本动摇，此后几经反复，终于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使“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演变成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