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陈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该院教学和演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作了批示，肯定此信，指示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写信的背景

    陈莲是在什么背景下给毛泽东写信的呢？

    1964年，陈莲正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是音乐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她平时关心国家大事，爱动脑筋思考问题，并乐与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她对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现代戏怀有极大的兴趣，常就一些文艺问题与同学们热烈交谈，极为兴奋。她在想：京剧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走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音乐界怎么办呢？

    恰在此时，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陆续来京，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红嫂》《黛诺》《红色娘子军》等37个内容全新的剧目。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这次观摩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京剧革命的伟大成果。毛泽东7月17日观看了《智取威虎山》，7月23日看了《芦荡火种》，8月10日看了《奇袭白虎团》，8月12日看了《红嫂》。每次看完演出，他都高兴地登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这些情况，都在第二天作为重要新闻广播、登报。与此同时，《红旗》《人民日报》都发了社论，热烈欢呼以京剧革命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辉煌成就。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后，接见演员赵燕侠、谭元寿等。

    陈莲有幸观看了一些演出，听了广播，读了社论，兴奋得几乎难以成眠。同时，也促使她反复思考音乐的出路和学院的现状。她头脑中出现许多问题，令她困惑不解：为什么戏剧革命轰轰烈烈，音乐界却冷冷清清？为什么戏剧反映现实取得那么大的成果，而学院的教材、课堂却充斥着大量外国的、古代的曲目而缺乏时代气息？这种情况，符合周总理提出的文艺“三化”（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要求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她的思路清楚了，办法找到了，她要给毛泽东写封信，反映学院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希望音乐教育也要革命化，跟上这热气腾腾的新形势。

    起初，陈莲打算联合几个观点相同的同学，联名上书毛泽东。后来，她将此事向母亲孟启予谈了。其母是延安时期新闻战线的老同志，1938年入党，为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批播音员。建国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少儿部主任。1957年，她参加筹建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后任副台长。孟启予凭她多年的政治经验，向女儿陈莲谈了两点意见：一是可以向毛泽东写信，但内容要实事求是，看法不能偏激；二是别搞“联名上书”，以个人名义写，文责自负。陈莲接受了妈妈的意见。经反复构思、修改，又征求了几个可以信赖的老师和同学的意见，终于在1964年9月1日写成了致毛泽东的信。

    陈莲在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的影响。陈莲具体讲了4点情况：有些学生政治观点模糊，不热爱工农兵，不愿为他们演出，说他们听不懂；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学习目的，有的学生说：“音乐的职业是最神圣的”，“钢琴是音乐之皇”，有些学生梦寐以求的是参加国际比赛、得奖；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制情绪；西欧的音乐和小说对学生的思想感情、生活作风有极严重的影响。信中举了一个例子：音乐学院附中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开始不懂，后来读了有关的书和传记，然后再听，就“懂了”。还联系到自己，说特别是碰到困难、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听，就边听《悲怆》边掉泪，以求解脱了。来信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学校的教学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说“抽象地批判，具体地继承”。她强烈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以求音乐的新生。

    毛泽东的批示

    陈莲这封信，开始并未送到毛泽东手上，而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信的内容摘要，刊登在1964年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79期上，题目是《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毛泽东从这期刊物上看到陈莲信的摘要，认为信是写得好的，正符合他当时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方向。9月27日，毛泽东决定将这封信反映的问题，批给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去办理。于是，他欣然命笔，在这个刊物的空白处（而不是在信纸上）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下面这段批示文字：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很显然，毛泽东在感情上十分赞同此信的基本观点。所以，认为此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并指出解决的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但是，另一方面他历来主张对中外文艺遗产，要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既反对全盘西化、盲目崇洋，也反对对外国文化全盘否定，搞排外主义；要求区别对待，把批判与继承辩证地统一起来。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都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十分精辟，十分系统。所以，他在肯定此信反对崇洋、崇古的同时，又想到正确对待中外古代文艺遗产问题，便特意又加写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言简意赅的原则，主张对古的、洋的文化还是要加以利用，作为创造新文艺的借鉴；而不能全盘否定，拒绝借鉴和利用。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示，早已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建国后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艺论集》等著作中。现在，人们把毛泽东1951年4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2年9月28日在《天津日报》首次刊出），和这次批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第6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文，首次用黑体字标出公布）合起来，作为毛泽东对待中外古代文化遗产和发展新文艺的完整的文艺思想（亦称“十六字方针”），运用于文艺工作、文艺研究和艺术教学中。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手迹。

    毛泽东之所以对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的信作出批示，从根本上说，是这位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符合毛泽东当时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以及他历来关于如何继承中外文艺遗产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个不为社会广知的原因：1963年12月31日晚，中央音乐学院应召，由赵沨带领几十位优秀的演唱、演奏师生，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听了演奏、演唱，多有赞美。毛泽东与师生亲切交谈时说，有人说外国曲子不好听，我听了刘诗昆弹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觉得很好听。还问刘能不能表现“金门打炮”？能不能用钢琴弹奏戏剧曲调？听了刘德海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送我一支玫瑰花》，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问刘德海，“玫瑰花”这支曲子是不是民间老百姓的调子？表现出对民间艺术的关心和浓厚兴趣。当他听说音乐学院不仅学音乐，也学戏曲，连声说好。毛泽东希望学生们重视民族的，不弃外国的，只要是好的，都要学习；对于中外古代的艺术，学习时要加以选择。

◆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江姐》后，亲切接见空政文工团剧组演员。

    这场除夕音乐晚会以及与师生们的交谈，给毛泽东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所以，几个月后看到音乐学院学生的信倍感亲切，格外关注。他经过周密思考作出如上批示，包括对这封信的评价、问题的重要性、解决的方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终达到的目的等，都表达了明确意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艺术教育改革、对中央音乐学院健康发展的极大关心。

    音乐学院贯彻批示

    陆定一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责成中宣部副部长兼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加以落实。林找到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沨，让他看了陈莲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了解了陈莲的情况，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赵表示坚决按毛泽东的批示办，立即行动，着手改革音乐艺术教学。

    当时，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只在音乐学院党内一定级别的教职员中做了传达，并未向全院师生详细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赵沨是我国新音乐运动的中坚，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41入党的老同志，党性强，有能力。他马上召开院党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并制定出计划。根据党委的意见，赵沨登门向马思聪院长通报了这件事。很快就召开一系列会议，如系主任会、教师代表会、学生代表会、全院大会，进行广泛动员，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批示，态度非常明确而积极。一段时间内，各系教师、学生每周开一次座谈会，揭摆教学中不符合“三化”精神的问题，讨论改进方法；大胆敞开思想，相互辩析提高，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正像毛泽东预见的那样，开始讨论时，“许多人不赞成”陈莲信的观点。学院对于各种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都详加记录汇总，分别整理成不同专题，责成一些同志准备作专题发言，以资切磋交流。笔者当时是学院的文艺理论教师，“文艺遗产的继承与批判”问题，是所讲《艺术概论》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除受命整理师生提出的问题外，还负责摘编了马、恩、列、毛的相关的论述，供师生们讨论时参考。同时，还分工准备作“文艺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专题发言。此时，“三化”和教改成了师生们思考和议论的中心，思想空前活跃，争论随处可见。学院出现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