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正因为其永放光芒，所以谁参加过遵义会议，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会议纪念馆在1955年开放时，参加人员是没有小平的。那时候，为了严格遵循史实，展厅中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名单，是由周总理亲自审定的。

油画：遵义会议 邱瑞敏 章德明 等作

    按照周总理审定的名单，由邱瑞明、章德明等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参加人员画了18人。

    周总理既是一个工作作风非常严谨的人、也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由周总理审定，那是最权威的认定，大家都服。

    而毛主席对这类细节是不太在意的。一般诸如此类的具体工作，都委托周总理把关。对此，老人家很放心。

    1958年11月18日，时为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遵义会议参会者）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看到展厅中参加会议人员没他，说他当年参加过遵义会议，并指着会议室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后，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核实参加人员名单，致函中央办公厅请求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是参会者）：在可以找到的档案资料上，按照陈云同志的记录，没有找到小平的名字。

    根据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经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在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上列入了邓的名字。

    仅仅一年之后，1966年，邓的名字又从遵义会议说明牌上被取消。

    直到1980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介绍遵义会议参加者时，才又重新加上了小平名字。

    我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贵州省委不敢擅自做主，请示过周总理。后来是经总理同意将小平列入在会场人员名单的。可是，为什么小平1958年11月18日提出后，1959年中央办公厅（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是遵义会议参会者）档案馆答复说参会人员原始档案没有找到小平名字，直到1965年周总理才同意加上？以总理的工作作风之严谨、工作效率之超人，怎么能拖7年之久？这从逻辑上有点说不通。所以也无法证明这篇文章的真伪。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小平在遵义会议现场，是参会人员还是工作人员？

    比如说部委、厅局的党组会议，党组成员才是参会者。党组秘书虽然参加会议，但只是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而已，是既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表决权的，并不是参会者。

    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当年参会的政治局委员是：秦邦宪（博古）、朱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候补委员是：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共10人。

    扩大到军团首长。列席的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共7人。

    李德，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参加了会议。伍修权作为翻译虽然也在场，但他是工作人员，并不是参会人员。

    所以，由邱瑞明、章德明等创作的油画《遵义会议》，参加人员只画了18人。

    那么，小平如果在场，是参会人员还是工作人员，需要通过考证其当年的职务认定。

    按遵义会议纪念馆1980年以来的说明，小平参加会议时的职务是中央秘书长。

    可是，经过近年来有关党史工作者考证，小平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是“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之首，属于被错误打击和排挤对象，不可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

    因为“邓毛谢古”当年是拥毛的，所以毛主席后来一直念念不忘。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在邓的来信上批示：“邓……应与……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毛泽东年谱》1949至1976第六卷，第445页）

    那么，小平在长征时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根据《王稼祥年谱》记载，1933年6月前，邓小平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6月被撤职，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后经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副主任贺昌建议，王稼祥赞同和支持，调邓到总政治部当了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徐则浩著《王稼祥年谱》第1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所以，从1933年8月6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期间，邓一直是《红星报》主编，而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和其他党史文献资料，长征期间是没有“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设置的。所谓“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长征行军序列中的“中央队”（中央领导同志均编在此队）的秘书长。

遵义会议纪念馆展板

    小平的“中央队秘书长”后来由刘英接替（见上图）。刘英回忆说，“中央队秘书长”的职责是：1.照顾中央首长生活；2.给警卫员做思想工作；3. 开会做记录。（刘英《在历史的漩涡中》第66～6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这就对上了。遵义会议在行军途中召开，临时让跟随中央队行军的“中央队秘书长”到会做记录，是符合逻辑的。

    只可惜，小平做的会议记录后来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到现在都找不到。

    陈云亲笔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提供的出席者和列席者名单中，既没有写邓小平的名字，也没有写伍修权的名字，也对上了。陈云记录的是出席者和列席者，没有写工作人员的名字，也是符合逻辑的。（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

    综上所述，小平当年如果参加了遵义会议，其身份，也既不是出席者也不是列席者，而只是会议工作人员。

油画：遵义会议（后作）

    后来的一幅遵义会议油画，会场人员增加到了20人，画面右上方隐约还有1人，一共成了21人。或许是为了配合把李德、伍修权、邓小平这三个人都加上而画的。

    还有，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本来是1月7日到9日，不知道80年代后为啥改成了1月15日至17日。也存疑（点击可看：遵义会议到底是哪天召开的，我只信毛主席）。或许，参加的是另一个不是遵义会议的在遵义召开的会议。

    在最新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展板中的参会人员照片中，将李德、伍修权、邓小平这三人另外列在了一处。以示区分，这或许也是一种进步。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不管是党史，军史，还是国史，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够增加可信度和向心力。

    反之，也然。

    2024年10月，我第二次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站在参会者名单前面，真是感慨良多，思绪万千。

    沉思良久，写成了这首：

    卜算子·参加遵义会议人员名单考
    遵义放光芒，与会谁都想。小平红星报总编，职级排不上。
    笔下如椽沉，要学董狐样。写史如能不说谎，必使人心向。

    注：‌‌董狐，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以不畏强权、坚持原则而著称。其秉笔直书的事迹开创了中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