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给出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76年后，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坚持自我革命”，并且把这一条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中，可以清晰看到形成第二个答案的历史线索。

    自我监督：百年经验的凝结

    翻遍古今中外史册，能做到用严格的制度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实行“自我革命”者少之又少，原因是：能达到这条极高的人类素养要求并持之以恒，难上加难。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时，并没有认识到用制度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从而实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当时，从中共中央到每个党员的共识是，大家都是为远大理想而聚到一起来的，都是有高尚品格的共产主义者，谁又用得着监督呢？谁又能监督谁呢？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如同原来的想象。开中共一大时，有的代表行为就不怎么端正。后来，随意脱党、叛党者也出现过。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的重视。党中央即使对于存在很大危险性敏感性的地下工作，也明确规定：“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教育了我们党。在那次政变中，有许多英勇不屈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少变节分子。党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才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但是这个初创机构是在中央领导之下，主要对中央领导人以下的党组织和党员搞人盯人的秘密监督，效果有限，未能防止党内出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证明这种监督的局限性很大。

◆1927年4月，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好办法总在艰难中产生。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拿不出党内监督的好办法，而在赣南闽西根据地艰苦卓绝斗争的苏区党组织，却探索出了成功经验。

    唯物主义者承认环境的重要作用。中央苏区产生好经验与环境有关。那里与上海不同。上海，既是花花世界又是白色恐怖世界，这种环境中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在物质引诱和生命威胁面前很容易变节。中央苏区则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围剿”，处于战争状态，共产党领导干部在这种环境下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不存在随时被敌人抓捕的问题。中央苏区物质缺乏，官兵一样清苦，不存在花花世界的物质引诱问题。但是，唯物主义者也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毛泽东等苏区领导人在艰苦环境下，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大胆创造出了党内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制度。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苏区时期有一个“毛泽东定律”。这个定律，就体现在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党员干部“要互相监督，监督的紧就谨慎，就觉悟。监督的越紧，觉悟程度也越高”。（见《学习时报》刘国成文章《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这个“定律”？因为他和中央苏区开创者们认识到，中央苏区虽然贫穷，但毕竟是共产党掌权的地方，如果权力运用不当，也会产生问题，同样需要党内监督。1929年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特别强调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但是，思想教育、党内决议，都代替不了党内监督。毛泽东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探索中重要的创造，是建立“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两种党内自我监督制度。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为方圆；唐朝的白居易也说过一句话：“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他们的意思是说，有规矩，社会才能正常运行；有好的制度约束，才是平凡者成为圣人的根本。跨越千年时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偏远地方，提升了“规矩”“制度”的内涵，并真诚践行。

    回顾苏区史，我们会发现，“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党内监督制度体系，虽只有一字之别，机构、性能却不一样。“权力监督”，是设置专门机构和制度监督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权利监督”，则是将人民监督权凝聚成法律形式。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在人类已经在政党、政府监督方面经历了长达数百年探索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人们仍惊叹：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边远苏区，共产党竟然有这样精巧的制度设计：“权力监督”“权利监督”“群众监督”三者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结合”的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机制，就是“毛泽东定律”的产物，它的本质，就是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来说，有外在的监督，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内部监督。“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淮南子）有监督制度，使我们党的干部有了言行标尺，是共产党人产生高度自觉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实行的自我革命。

    这让我们想起了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毛泽东等苏区领导人创造的党内监督、自我净化机制，说到底，也是一种合力。把党内自我净化力量与人民监督的外在监督力量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综合的监督合力。这种贯通内外的监督合力，是共产党实行自我约束、实现自我净化的重要动力源。

◆马克思、恩格斯雕像。

    当年发生在苏区的两件实事，证明这种监督机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一件事：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担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领导干部要率先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最后方志纯从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了。一件事：中央苏区为了预防赤痢，规定部队不准吃酸、辣等刺激性食品。刘伯承是四川人，没有辣子吃不下饭。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便弄了点辣椒吃，不巧被检查组发现。刘伯承二话没说，把剩下的几只辣椒如数上交，向上级写了检讨，上级对他作了通报批评。这两件事看似平凡，却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约束、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

    时空不断变换，历史前进脚步永不停歇，我们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断探索实行自我监督、实现自我革命的途径和方式。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继续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过程中，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五位一体”监督体系。用制度管人，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在战火纷飞、经济困难的年代，我们党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财政经济制度。

    明代思想家冯梦龙说：“欲人勿恶，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自美”之人。他们带头自我约束，带头执行制度。毛泽东律己甚严。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他住的窑洞总是彻夜亮着灯光，但是他对点灯的煤油却总是省了又省；他写作多，但从不浪费纸张，一个旧信封正反面写了又写。中共中央发起大生产运动后，毛泽东带头种粮种菜，周恩来带头纺纱，朱德天不亮就去拾粪……北宋思想家苏辙说：“以言责人甚易，以义持己实难。”但是，“实难”之事，中共领袖们做到了。在他们自我约束、自我革命精神示范下，延安成为风清气正、革命青年向往的“圣地”。

    清代思想家陈弘谋有一个“大法小廉”的理念，他认为，大臣能廉，仅得其半。非廉无以行法，非法无以佐廉。陈弘谋看到了用制度保证廉洁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通过制度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又作出了进一步探索。从1949年11月初中监委的成立，到1953年底各大行政区、省(市)、市(专署)、县(市)四级人民监察机构的建立，再到1955年3月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中国共产党扎扎实实地走出了建立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制度的道路。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自我约束、自我革命，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建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属都没有享受任何特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严格自我约束、自觉自我革命的榜样作用，为党和国家各级干部树立了好榜样，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中国人民心情舒畅、意气风发，昂扬向上，在共产党领导下，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思维缜密、目光如炬的邓小平说过一句至今仍然留在人们脑海里的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这一认识指引下，我们党内自我监督制度体系，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完备。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过去国内外都有人说过这个话，但是，真正把它提上党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从而实行自我革命高度的，是习近平。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了这样一段可以记入史册的话：“如何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掷地有声的政治承诺，彰显我党要把自我监督制度建设更上一层楼、夯实法规制度基石的坚定决心。

    历数我党在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完备党内自我监督制度的脚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影响重大制度的出台和完善。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吹响了进一步加强党内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革命的号角。

    自我纠错：拨正航向的基因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我们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我们党恰恰“贵于能改过”。建党初期，我们党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我们党自己发现了这个错误，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党犯过“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在生死攸关时刻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这个错误，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今迈步从头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犯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这个错误，并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自我纠错，就是这种自我革命精神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走过百年风雨路，经历了各种生死攸关的艰难险阻，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却能在多次危难之际转危为安、重新奋起、转败为胜，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因为我们党勇于自我纠错、自我革命；党内也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好作风，这使我们党始终能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勇于自我纠错，并且在一次次纠错中吸取经验教训，茁壮成长。环顾世界，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主动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没有！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锤炼出了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这是熔铸在中国共产党血脉里的基因，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独特标识。中国共产党具有这个基因，意义重大。因为有这个基因，我们党即使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败，也能自我纠正错误，端正航向，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激浊扬清：永葆青春的密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审视我们党历史，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这段话，既从共产党长期奋斗目标看待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也揭示了我们党活力永驻的密码。这个密码就是激浊扬清，勇于自我革命。这个密码，决定我们党永远保持青春活力肌体从而永远年轻的密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我们党出现过腐败分子，但我们党敢于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惩治腐败，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无疑是痛苦和艰难的，任何一个政党想要做到这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中国共产党恰恰有这种勇气并见之于行动。

    在我们党创建的江西苏区，我们党及时发现了多起腐败案，并予以严厉惩处。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的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判处死刑；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三个贪污分子判处死刑。

◆《红色中华》上发表的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

    延安时期，物资匮乏，但不等于没有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在处置违法违纪、反对腐败问题上，我们党毫不手软。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黄克功是一位资历老、功劳大的高级干部，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而沦为杀人犯，最终被判处死刑。萧玉璧也是一位有功的战斗英雄，但他无视党纪法律，贪污公款3050元（法币），被执行枪决。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多次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也不允许下属学刘宗敏。他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他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腐败分子，毫不留情、严惩不贷。

    “三反”运动，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自我清理、自我革命的一大创造。运动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挖出了大贪污犯、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刘、张二人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就在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有关部门依法判处刘、张二人死刑。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面对说情，毛泽东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两声枪响宣示着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自我清理的坚定决心，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

    今天我们完全有这个历史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是一贯的，从未放松过，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改革开放后仍然是这样。不能忘记，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说过的话：贪污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警示我们，如果我们对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苍蝇”就会变成“老虎”，“小老虎”就会变成“大老虎”，“老虎”们就会层出不穷。必须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抓小抓早，常抓不懈。不能忘记，江泽民2000年1月说的话：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腐败之风刹不住，难以服众。不能忘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说的话：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惩治的腐败分子中，不乏被群众称为“大老虎”的高级领导干部。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这4个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示我们党激浊扬清、自我革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决心时使用的。他说，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

    对于反对腐败，人民群众真心拥护，但也有个别负面言论。有的说反腐败只是刮一阵风；有的说反腐败反得人人自危、为官不为，影响经济发展；有的说反腐败自曝家丑影响党和政府形象。面对这些负面言论，习近平总书记勇毅前行，展现了坚决把反对腐败进行到底的强大定力。这种强大定力，源自习近平强烈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

    谁都清楚，反腐败肯定要得罪许多腐败分子；但是如果我们怕得罪成千上百的腐败分子而放任腐败，那就是得罪十几亿中国人民。到底怎样选择？“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这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就是习近平的选择。习近平说“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习近平的这些话，彰显了他坚持激浊扬清、自我革命的鲜明立场与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