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集

    55、遵义会议后，红军由被动变主动，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没有打好，很不理想，从而引起基层指战员出现一些怨言。并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些风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林彪，他一直埋怨说，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甚至还扬言:“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为此，1935年5月12日，中央召开了会理会议。

    毛主席总结了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

    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主席、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56、1935年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57、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四川茂县经汶川、理县到达两河口。两大主力会师，使红军总兵力达到十余万人，士气高昂。

    会合前后，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中央存在分歧。

    毛泽东要向北，张国焘要向南，分歧显露。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毛主席与张国焘会面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会议否定了张国涛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

    两河口会议决定，立即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败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区作为北上通道。同意北上的张国焘却突然改变了，打个人算盘，野心开始膨胀。

    58、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7月21日，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人事问题。

    毛主席为了顾全大局，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坚持军权不能让他抓去。最后，安排张国焘当上总政委。中央的让步很大，但从之后的表现来看，仍然没有满足张国焘的野心。

    59、大军刚到毛儿盖，张国焘就表达了对芦花会议的不满，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激化，张国焘挟兵自重，妄自尊大，目无党纪，狂妄摊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毛主席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并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为了满足张国焘的无理要求，毛主席再次退让，吸纳四方面军6名干部进中央，其中2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对此，张国焘得寸进尺，仍不满意。毛主席又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思想工作，强调一、四方面军必须团结的重要性，暂时稳住了张国焘。

    会议对于加强一、四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徐向前回忆：“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会议上的对立情绪，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分歧，预示着新的风暴即将来临。

    60、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8月20日，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会上，中央一些领导人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挫败了分裂红军的企图。

    61、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

    9月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地班右、巴西地区开进。

    9月2日，张国焘到达噶曲河附近，致电中央，以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为由，停止东进。

    62、1935年9月2日至9日，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作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因长途行军的疲劳，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部队需要相当时间的整理。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

    毛主席作结论指出:整理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战略方针、战斗任务，为了根据地，为了消灭敌人。

    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严重危机中解救了出来。

    63、中央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

    9月9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重申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藐视中央的决定，坚持自己的分裂主张。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分道扬镳了。

    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定，反对北上抗日，率领红四方面军公开分裂红军，重返草地，南下四川。南下途中，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自封主席。

    1935年9月12日，为了克服和扭转由于张国焘一手导致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困局面，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毛主席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俄界会议”开得紧张，也开得沉重。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极其艰苦，极其严峻，在走出草地到达俄界期间并没打什么大仗，但部队严重减员，以至兵员减半。中央红军已经失去全部重装备，后勤供给断供，红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又有强敌追杀，形势极端恶劣，几乎到了置于死地的绝境。在如此危险关头，一步踏空，有可能葬送中央红军，断送中国革命。

    64、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9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指出：“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部队，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做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属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

    会议还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俄界会议提出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

    会议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

    毛主席心情大好，创作了千古绝唱《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历经千难万险、绝处逢生后的一种喜悦!

    9月22日上午，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宣布了部队改编，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会议最后他提高嗓音，挥手向前，用洪亮的声音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

    65、党中央毛主席率领改编为“陕甘支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大家喜出望外，特别高兴，连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

    会议按照毛主席在哈达铺提出的到陕北去的行动计划，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落脚点问题之后，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

    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军长征长期没有落脚点而四处转战的局面，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

    会议重申了我党北上抗日的总方针。

    66、1936年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67、1936年12月17日—25日，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利用空余时间毛主席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并指明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中旬，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