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1951年2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从1950年起，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抗美援朝和社会经济进行根本改组的情况下，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实现了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新中国财政实现了由供给制财政向建设性财政的过渡，为一五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89、1951年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保持了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一些不坚定分子，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引诱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毒感染下，渐渐地忘乎所以，陷进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淖，难以自拔。

    为此，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彻底净化组织队伍，真正践行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光辉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90、1952年1月26日，为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毛主席高瞻远瞩，防止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他痛恨腐败，决定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污腐败分子，而实际上挽救了更多的干部重蹈覆辙，用两个腐败分子的死刑彻底清除了腐败。

    2月10日，河北省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91、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实践证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过的“在一定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政策变为现实。不仅避免了生产力遭到破坏、推动社会生产持续发展，而且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使之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说到此，一些肆意攻击毛主席不懂经济的人可以完全闭嘴了！

    92、1954年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毛主席不仅亲自带班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写作，更重要的是，他把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思考，寓于宪法蓝图，从而使全国人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

    93、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毛主席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指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94、1955年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毛主席指示，使得全党同志能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有准备地去迎接农村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而在现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得以避免重大的错误。

    毛主席还说：“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95、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元帅军衔及授予勋章典礼，毛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

    同日，国务院也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一共授予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798名少将。后来又补授少将4名，当年共授衔少将802名。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牌意义的典礼，也是对跟随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军事将领们的功绩肯定。

    96、1956年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从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的矛盾出发，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科学地阐明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正确方针，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纲领性文献，对推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97、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今后主要是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法、方针和政策，主张在处理敌我矛盾时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这些光辉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指导作用。

    希望听不进去批评意见的人，能有所反思，有所改变。倾听批评并接受批评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修养，还需要胸怀。虽然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毕竟大多数人是喜欢听赞美之词的，甚至习惯于被人奉承拍马，听不得不同意见，可是，吹捧人的甜言蜜语往往是有毒的，而且害人不浅。

    98、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99、1958年1月，主持召开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上批评“反冒进”。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炮击金门意义巨大，不仅有力震慑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蠢蠢欲动，而且彻底击破了美国要把台、澎、金、马问题变为所谓“国际问题”的图谋，还对外指明和维护了我国的海岸线主权，用炮弹说话，坚定捍卫了“一个中国”的鲜明立场。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00、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 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客观地说，毛主席既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较早发现问题者。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主席曾到保定地区找一些县委书记，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调查发现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认为有必要让大家冷静下来，由此开始纠“左”。经过半年努力，“共产风”得到一定遏制，一些过高的指标被降下来，“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左”的错误得到了初步的纠正，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就在这时，1959年7月召开了庐山会议，而当时全党正在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主席提意见，本是正常之事。但其中不仅有误会，也有情绪。毛主席指责彭老总：“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而生性耿直的彭老总竟然不顾场合，也不顾对象，更不顾分寸地反唇相讥：“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一下子把和毛主席的分歧推到相当尴尬的地步。

    庐山会议的主题原本是纠“左”，由于彭德怀的信导致转变为“反右倾”，不但使纠“左”努力中断，并在随后启动新一轮的“大跃进”，造成了比上一轮“大跃进”更严重的后果。

    之后，彭老总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但导致这种悲剧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和交织，既有争论双方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再不赘述。

    6月25日下午4时许，毛主席在罗瑞卿陪同下来到阔别32年的家乡韶山，为了更自由地拥抱故乡，临行前，他特别和罗瑞卿约法三章：一、不要派干部去韶山，特别是不要派公安人员去；二、在行动上给予自由；三、到了韶山要让我广泛接见群众。

    他的低调还乡，显得有些寒碜，但也是不加任何掩饰的真情。三辆小车，几个随行人员，身上穿的衣服早已洗得发白，饮食也是格外俭朴。没有叫任何单位做提前准备。

    想想，现在的一些县处级干部，甚至乡镇级干部，回老家探亲动辄就是前呼后拥，小车排成长队的情形，令人百感交集，万念俱灰。

    6月26日凌晨5时，习惯夜晚工作的毛主席出乎意料起了个大早，然后径自朝附近一座小山走去。工作人员赶紧跟上，等到了目的地，才恍然大悟，原来毛主席是给父母上坟扫墓来了。由于事先没说，毫无准备，既无花圈，也无香纸爆竹，工作人员连忙在路边采了一束松枝，毛主席接过松枝，神情肃穆，将松枝敬献在父母墓前，接着深深鞠了三个躬。

    鞠躬完毕，他还轻声说了一句：“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当地干部见机便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

    毛主席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当天，他又兴致盎然看望了亲友、农户，亲切喊出了许多乡邻的外号，到韶山学校看望师生。晚上，用自己的稿费请乡亲们吃饭，真切体会了一回“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