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兴（1917—2011），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人，正军职离休干部。历任毛泽东警卫员、警卫队队长，中央军委后勤部中央警备团副参谋长，警卫一师参谋长、副师长，公安中央纵队二师副参谋长，公安部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66年至1981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等职，第五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毛主席让警卫战士学识字

    在延安，文化是我们警卫战士最头痛的事情。你想，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读书。所以，绝大多数警卫战士是文盲，包括我（古远兴）这个队长在内。那时我是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的队长，负责保卫毛主席，所以和毛主席很熟。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小古呀，什么学校毕业？”

    我回答：“我不识字呢。”

    在一边的王震吃惊地问：“你不识字，那你怎么当的警卫队长哟？”

    “当队长好当，”我说，“唱名字的任务是文书的事，我只管讲话。”

    “你讲什么话呢？”毛主席很感兴趣地问。

    “我讲大生产。”

    “讲多长时间？”

    “15分钟。”

    “噢？”毛主席大吃一惊，“我讲大生产讲了一天半，你15分钟就讲完了，有本事！”

    “我就讲谁生产好，谁挖石头多。”

    毛主席笑了：“小古啊，我要交一个任务给你，你一天给我交上来五个字。”

    “哎呀，主席，我可交不了这么多，一天交给你一个字差不多，要不交两个？”

    “那不行，起码交五个。”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

    “有这样的指导老师吗？”我暗自嘀咕着，却不得不接受这个“金箍”。

    从此，不仅仅是作为队长的我，就是我手下的每一个警卫战士也得交任务了，每天交三个字或四个字，而我必须交五个。

    毛主席对警卫战士学文化非常重视，但他太忙，委托李克农抓我们。毛主席的秘书以及江青也都帮助我们战士学文化，但主要是李克农。李克农不怎么抓别人，专门抓我，抓得可紧了，每天必须交五个字，少交一个字也不行。后来李克农专门从西安买来油光纸的四方块字，新的送来，旧的退回，每天必须过关。

    交了一个多月的字后，我慢慢有了几百字的本钱，也就有了兴趣，爱学习了，不用再督促。慢慢我有了文化，经验什么的也就积累多了，工作也越干越顺手。

    我们警卫队的所有干部战士都利用业余时间认了不少字。像张思德在墙上用白石头写标语“解放全中国”，让饲养班来学习认字。我记得张思德用桦树皮做成笔记本，送给班里每个战士两本，还给他们每人半支铅笔。

    邻班一个姓刘的战士不好好学习，一天拿个篮球玩。张思德叫他好好学习，说青年要适应党的需要。小刘说：“你又不是我班长，管不着。”张思德送给他桦树皮本子，也给他铅笔，帮他认字。背柴的时候，张思德背100多斤，走30里路，回来放下，又去接小刘。小刘背的那几根柴，老鸦一爪子就抓走了。后来，小刘学习工作都有进步，说：“张班长，你也是我的班长。”

    张思德帮助别人学习，自己学习更加努力。他把木头削尖，利用上山砍柴背柴的休息时间在地上写字。一字不识的张思德牺牲前也能写点墙报之类的东西了。而我们警卫队不少人都能写小的调查报告了。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

    “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

    那时候，学习文化是业余的事情。我们警卫队除了警卫任务，主要是生产劳动。延安很穷，公家手里没有东西来供给，必须自己生产自己吃，毛主席的警卫队也不例外，每年要交五担谷子的公粮。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他的任务由我们警卫队包了。江青也有生产任务，她要交三担粮食，她用织毛衣代替。织毛衣这活儿警卫队代兼不了，就由她自己干。

    那时候的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都是自己生产自己吃，没人给钱给粮食。一个人一包饭，干部三两，女同志二两。我要吃整整三包饭才能饱，没油没肉没有盐，光啃煮米饭了。我家里专门给我寄点盐来。在延安，一块现洋连一两盐也买不到。前方部队可以随便吃，打一个胜仗就有肉。后方不行，后方是哪个生产单位搞得好，哪个单位就有饭吃。警卫队的骑兵连是地主一级的，公家给他们一些饲料，就可以转变一下，养猪什么的，再加上种菜、烧炭，伙食就相当有水平。

    开七大的时候，全国各个解放区的代表云集延安，因此，从前方带来了不少警卫员。于是，就组织了100多人去深山里烧炭，冬天取暖用。因为他们没有烧炭技术，我们警卫队调了三个同志去当技师，两个四川人，一个陕北人。其中一个四川人叫张思德。

    张思德烧炭在土黄沟，那里是深山老林，至今仍不通车。张思德牺牲那天是1944年9月5日，天空飘着小雨。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炭窑上边的山全部垮了下来，三个人全被压在里面。出炭时窑口小，又热，往外直冒一米多长的蓝火焰，每次都是张思德在里面的时间最长。这次又是他在最里面。

    我向毛主席汇报。到中午12点，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问我：“抢救出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毛主席摆摆手，沉痛地说：“不行啦。”一阵沉默，毛主席又问：“窑为什么会塌下来？在什么地方打的窑？”我说：“半山坡上。”“半山坡？”毛主席疑惑地问，“你去过没有？”“我没有去过，离不开。”“土上长什么草？”“蒿子草，长了十几年了。还有台田草爬那么长。”我比画了一下。“哦，蒿子草。”毛主席又问，“什么树？”“都是几十年的独立树，杨树也长了十几年。”

    “这个地方，炭窑烟囱的地方，你们没调查研究？”“你有官僚主义。”毛主席说。“我哪有官僚主义，离不开嘛。”我话是这么说，但还是急得团团转。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偏西了，山沟也开始凉了，终于抢救出来两个战士，只有张思德一个人牺牲了。

    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久久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良久，他才慢慢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毛主席说：“要洗干净，买个好棺木。准备用什么棺木啊？”

    棺木？我没想这个，深山老林，根本没有想抬回来，埋那里算了，哪里黄土不埋人。既然主席说要棺木，那就抬个棺木埋在那里。因为炭窑压死的人黑，难看，一个人不行，守在那里害怕，得两个人。形势这么紧张，哪抽得出人。

    于是，我说：“还抬？”

    “你敢！”毛主席说，“抬回来，第一要干干净净，衣服要装进棺材里去。第二要开追悼会。”

    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了以后，又去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问：“所有东西都放进棺材里去了？”

    我答：“是的，还给他穿上了1942年才领到的新衣服。”张思德很节省，平时穿得破烂，军帽上都是补丁，一双棉鞋更补成了鸡窝。但张思德很讲友爱，经常打草鞋给战友。

    毛主席又问：“那双胶鞋，他打篮球才穿一穿的胶鞋放进去了吗？”毛主席知道张思德最宝贝的就是那双胶鞋了。听到我说放进去了，毛主席又问：“报告你的上级没有？”

    “我报告给你主席就行了。”我的上级是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烈，我还没有报告给他呢。

    “不行，得报告给你的上级，找吴烈组织治丧委员会。”毛主席说。

    我找到吴烈，汇报了准备开追悼会，请主席来讲话等等。

    吴烈说：“请主席讲话，他有时间没有？”

    我说：“请示再讲。”

    吴烈去找毛主席：“追悼会想请您讲话。”

    “什么时间？”毛主席问。

    “时间还没定。”

    “好，我讲。”毛主席答应了。

    吴烈去请主席，直接管中央警备团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也去请了主席。李克农还对毛主席说：“不追他们的责任。”之后，李克农还专门到我们警卫队看望大家，稳定大家的情绪。

    “向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张思德的灵柩被抬到离延安20里地的盐店子时，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立即让派车去接。

    追悼会会场设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林沟口，布置得很庄重。雪一样白的白布扎的灵棚上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型横幅，周围堆满了警卫战士送的花圈。土台中央悬挂着张思德的遗像和警卫战士刚采来的还散发着泥土味的野花。挽词是毛主席亲笔写在白布上的：“向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整个会场像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那时，延安那么困难，中央办公厅拿出这么多的白布真是不容易。

    毛主席、任弼时以及好多中央首长都来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的1000多名干部战士也来到了会场。这是1944年9月8日下午3点多。

    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一个正式追悼会，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卫战士。追悼会由吴烈主持。宣布向张思德默哀后，毛主席便和战士抬起他献给张思德的花圈恭恭敬敬地放在张思德的遗像前。

    这时，会场上哭声一片。接着，张廷桢致悼词。张廷祯那个时候是中央警备团的政治部主任。他讲了张思德的生平和主要事迹。

    张思德没有照片，也没有结过婚。他是四川仪陇县人，出生在一个贫穷农家，在他出生六个月的时候死了母亲，由婶子抚养到十几岁，那时他叫谷娃子。1933年，张思德参加了徐向前的红军部队，长征中非常勇敢，曾一个人夺下两挺机枪，负伤多处。后来从养伤的荣军学校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本来他当班长，后来下到班里当战士。领导又让张思德上山烧炭，张思德二话没说，钻进了深山。他知道，延安的冬天太冷，听说毛主席夜里写文章，不知不觉把脚伸进火里，棉鞋都烧烂了。他决心要烧出高质量的炭来。

    土黄沟上岁数的老人还记得，张班长一天砍十七八棵碗口粗的青冈树，劳累一天，回来还帮老乡干这干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