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新立社吸收新社员、大搞深翻土地的时候，“老孬”所在的建华社，外出搞运输的三辆大车和磨豆腐的一架磨盘，也正转得起劲。然而，他们好景不长。这个社，不仅麦子没种够，而且400多亩秋白地也没深翻，大片大片的都荒着。他们跑运输，磨豆腐，贩耕牛，倒是赚着一笔钱。可是，社员们没捞到好处，都装进了“老孬”的个人腰包。人们怨声载道，骂声不绝。那些原想跟着“老孬”沾点小便宜的富裕户，见没沾上便宜，倒让他给算计了，后悔不迭地说：“这小子见空就钻，有利就取，俺跟他合伙办社，真是跳到火炕里出不来了。”

    此刻的新立社，在深翻土地、种好麦子之后，又把冬闲变为冬忙。他们有的修耙子，编背篓，准备积肥的用具；有的修铁锨，做车辆，动手拆换旧炕、旧墙。这一冬，他们共积了300多车土杂肥，还为供销社运送物资，得了400多元现金。当他们用这笔钱，买回一头大耕牛和一车农具时，一下子轰动了全村。好多人跑出来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连声赞叹道:“看人家新立社，多么有奔头，真像一个铁球。”

    从此，这个村的人，常对新立社的社员叫“铁球”。

    说来有趣，当时这个社的社员们，还没有弄清“铁球”是啥意思，以为是说他们的坏话呢。后来，连吕廷伟也喊起他们“铁球”来了。

    玉兰有点纳闷：“廷伟哥是俺村的老贫农、老党员，办社积极，对新立社工作一贯支持，为啥他也喊‘铁球’？”

    玉兰就找到他，问道：“廷伟哥，你对俺们社有意见吗？”

    吕廷伟说：“没意见，很好！”

    玉兰又问：“很好，那怎么老喊俺‘铁球’‘铁球’的？”

    吕廷伟说：“这是夸你们人多心齐，团结得像‘铁球’一样，风吹不散，雨打不烂，越向前轱轳越结实呀！”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玉兰这才放了心。

连环画：《铁球合作社的故事》（作者：卢庆生等）

    不久，新立社，还真的改名叫“铁球社”了。

    当时，东留善固共成立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区干部来村里检查工作，发现就数这个由唯一的女社长领导的“铁球社”，人多心齐，深翻地多，妇女出勤多，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都搞得好，真是小丫扛大旗——与众不同。春节前夕，县上特意奖给他们10把铁锨。

    如今，我从玉兰的笔记本上看到，当年她曾这样周密地安排她所领导的合作社的种植计划：“我社共25户，地有390亩，人有82名，男劳力23人，半劳力5名，女劳力9人，养猪80头，养羊150只，养牛7头，养马2匹，养鸡500只。换旧房、拆厕所、清粪坑，积肥5个月，共1650车，平均每亩施肥4车。今冬明春计划播种小麦160亩，大玉米25亩，春地瓜20亩，棉花180亩。全社共积干草、干树叶5000斤。冬季浇小麦40亩。”

面对经过辛勤劳动获得的大丰收，吕玉兰的心情多么喜悦。

    至今我还记得，玉兰曾这样回忆当年创办合作社的情景：“那阵子，谁也没办过社，都没有啥经验。但是，大伙儿热情很高，就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拼命地干。俺们先把各家的土地、农具、柴草折股入社，按人四劳六分成。根据上边的要求，成立了社委会，作了分工。社里有社长、副社长，还有会计、保管、生产委员；有抓农业生产的，有搞副业的；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不论是谁，白天一律参加劳动，晚上开会办公。大家工作积极，人人关心集体，天天碰头商量，上工分，安排农活，忙得整日脚不着地。特别是钱上的事，都要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民主决定一切大事。当时，俺就像做梦一样，成了小大人。”

    人们都说，玉兰当年敢说敢干、出口成章，不仅在女同志中是姣姣者，就是许多男同志也比不上。这虽然同她自幼生性好动有关，但主要还是她当干部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她对我说：“当干部常开会，一开会就要说话，有时候还非俺说不行。开始的时候，要说话了，俺常常想说三个事，说到一个或两个，后面就忘了。说的时候，心里就像敲小鼓一样，‘咚咚’地跳。嘴还没动，先紧张一阵子。慢慢地，一次比一次强，一年比一年强，越讲越好了。谁能想到，俺原来只是一个农村腼腆的小姑娘，后来能在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面前讲话呢？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的道理。”

    当玉兰开始走上社会之际，尤其是一个领头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甚为浓厚的偏僻农村时，必然碰到了重男轻女等习惯势力的束缚和打击。然而，她不信邪，不怕压，就像生长在石板下的小草，奇迹般地顶开石头，破土而出，顽强地向上生长着。玉兰用自己的行动证实，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一定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更好。豫剧《花木兰》里有句唱词：“谁说女子不如男”，在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句话更具有特殊的含义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