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玉兰被选为新成立的下堡寺区张三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5月，她又兼任了张三寨乡副乡长。

    当时中国农村的形势是：1955年12月，由毛泽东同志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像海啸一般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只几个月的工夫，农业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

    此时此刻，这一海啸也滚到了华北平原上的东留善固村。在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它同附近的张三寨、西王庄等五个村庄联合起来，在这年的三四月间，组成了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三寨合作社。

在合作化高潮中不断勇挑重担的吕玉兰。

    玉兰曾这样向我谈起当年从初级社到村联社又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当时，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上边又来了新精神，要合并初级合作社，实行一村一社。村支书晚上一个会，就宣布成立了村社，俺们都想不通。俺们入社的财产怎么分成？哪年还清？俺们干了一个冬天，深翻了100多亩地，这笔工分怎么算？这些问题提给了村干部，他们也不给答复。俺们社群众的议论更多，说就是玉兰抓的紧，白费劲了，俺们就不跟他们合。那时，一刀切得厉害，根本不允许你保留小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明明写着，入社自愿，建社自由，下边根本没贯彻，群众谁也不知道。俺向县、区干部问过这事，他们说，咱这里已经晚了，不快点合，更跟不上了。当时俺想，是不是自己的思想落后了？1956年春天，一村一社成立的时间不长，合作化高潮又来了，要成立高级合作社，一乡一社，五个村一个社，很快又把俺们卷了进去。人们都说，全县、全省都是这样，山东是这样，河北也是这样，跟着潮流走吧！大伙儿还把俺选上高级社的副社长就是妇女社长。高级社比初级社大多了。怎样组织？怎样领导？大家都没有经验，又要俺们去闯了。”

    急风暴雨式的合作化发展高潮未免过于急迫，但是，农民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抱着“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坚定信念，还是踊跃地投入了这一高潮。事实表明，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式，能在特定阶段激发起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特别是，人民当家作主了，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重新安排和描绘河山了。玉兰，作为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名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她大干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更是高涨。

    “玉兰改变家乡面貌的最大功绩，就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开展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是她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集中体现。”曾多次到东留善固村采访玉兰的事迹、担任过《河北日报》记者、《邢台日报》总编辑的吕永江，在向我谈起玉兰带领乡亲们进行封沙造林的意义时，这样评价道，“还是玉兰有志气、有骨气。要不是她，谁也办不成这件事！”

    当时，虽说成立了高级社，可东留善固村北清凉江沙河古道还摆在那儿，特别是那片白茫茫的沙荒依旧在肆虐，用村里老人的话说，“当年刮风对面看不到人”，全村穷困落后的面貌仍然没有改变，还是依靠国家救济过日子，干部和群众都强烈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从回乡参加劳动那天起就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深深地被乡亲们这种强烈愿望所感动。此时此刻，她也开始思考，怎样彻底改变风沙的危害呢？她劳动在琢磨，吃饭在琢磨，走路也在琢磨。后来，她在地、县开会时，听到外地介绍的植树造林可以防风固沙的经验，就准备学习推广。

    这时，有人说：“命由天定。治沙，哪像治头疼脑热那么容易！”

    玉兰不信听天由命这一套，就找老贫农、老党员商量。他们对玉兰说：“咱们东留善固在解放前有两害，一是地主，二是沙荒。眼下，地主被打倒了，沙荒还压着咱们翻不了身。这会儿，有党的领导，有组织起来的社员，搞好搞不好，全看咱们的了。要治沙就得造林！”

    这个村的老党员吕廷伟，还给玉兰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往事。造林不但能防风固沙，打仗还有用呢！抗日战争时，这个村的北边，曾经是一片树林。有个党的干部，住在了吕廷伟的家里。那天，日军来了，吕廷伟就领着他，跑到树林里藏起来了。日军追到林边，怕遭埋伏，没敢进去。这个同志临走时，嘱咐吕廷伟，一定要把这片树林保护好。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这片树林掩护了很多同志。后来，日军害怕八路军在这里打埋伏，就把这片林子破坏了。

    听吕廷伟这么一说，玉兰心里顿时热乎乎的，高兴地说：“原来这对打仗还有用处，咱们坚决把树林造好！”

    在数千亩沙荒地上植树造林，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树苗，又没钱买，怎么办呢？
一直紧紧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工作的玉兰，又去找吕廷伟商量：“廷伟哥，能不能想个不花钱的办法，把树植起来？”

    吕廷伟想了想，说：“自己采树种，播树种，育树苗，倒是个不花钱的办法。”

    玉兰听了，如获至宝。她望着树上一串串树种，仿佛看到了一片片茁壮的小树苗。很快，她串连了七八个小姑娘，带头登梯子，攀墙头，上树采树种。衣服挂破了，一脚蹬空摔下来，伤口钻心地疼，她全不在乎。

    一个会道门的头子，拧着脖子说：“你们这帮黄毛妮子，上树爬墙，想成精啊！”
玉兰说：“怎么，黄毛妮子就不许上树爬墙啊？小子能干，黄毛妮子为啥不能干？”一句话，把这人顶走了。

吕玉兰和妇女造林队队员们一道爬树打树籽儿，采树种育树苗。

    有人说：“叫俺媳妇去爬墙上树，你不嫌丢人，俺还嫌丢人呢！”

    玉兰就对同伴们说：“植树造林，是为大伙造福，这不是丢人，而是光荣！”

    一个春天下来，她们采了满满一大囤树种。

    有了树种，玉兰和她的同伴们开始播种育苗。她们便向社里要块地做苗圃。可是，却有个别社领导不支持这件事，说她们是瞎胡闹。在玉兰的一再坚持下，社里只给了六亩赖地，还定了两条：一是搞得不好，如数赔产；二是不记工分。

    面对这些刁难，玉兰没有屈服。她想：植树造林，这是县上对合作社布置的工作，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干！

吕玉兰和妇女造林队队员们为树苗除草施肥。

    就在玉兰和她的同伴们植树造林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时的聊城专区妇联主任闫双珍和临清县妇联主任周维贞，专程来到东留善固，特地看望她们培养的玉兰这棵青年干部“苗子”，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玉兰的造林封沙的行动，给她以极大的支持。

    那是1956年春天，在临清县城通往东留善固的长达70里的土路上，一辆大花轱辘车拉着闫双珍和周维贞，咯噔咯噔地颠簸着、扭动着前行。一到村里，她们顾不得休息，立即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这天，风还刮得不算太大，但见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上，连棵草也没有，风一吹就把沙子卷了起来，沙子打在人的脸上生疼。不要说栽树，就是平地走路，也挺费劲。玉兰边走边介绍，说这儿要栽防风林，那儿要开辟果园；这儿要开挖一条引水渠，那儿要平沙丘填土坑。她还提出，不改变面貌不结婚。她们边看边想，在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上植树造林，可不是一般人能敢想敢干的。如今一个小姑娘就敢于提出来改造它、绿化它，这需要克服多少困难，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和毅力，除非敢做敢为、有胆有识的玉兰啊！

    她们在村里住了两晚上，发现玉兰面临的困难相当大，除了自然条件恶劣外，还有个别村干部从中作梗。因为已经实现合作化了，地是公家的，播下树种出不来怎么办？赔了产怎么办？社里不给工分怎么办？说起这些难事来，玉兰几乎要掉泪。她们就找有关的村领导，要求村里帮助解决。周维贞对我回忆说：“走的时候，闫主任跟我商量，玉兰是棵好苗子，村里这么落后，她的工作阻力不小，要继续培养和帮助。没有妇女参加，合作化就只是半个合作化。可当时，社会上都瞧不起妇女干部，玉兰又是这么点小的孩子，要是没人支持，她哪有这么大的劲儿啊！”

吕玉兰和社员们在为沙滩上新栽的小树苗浇水。

    在上级妇联组织的支持下，东留善固这几个坚持植树造林的青年妇女，劲头又高涨起来。不几天，她们一口气播下了四亩榆树种、插了二亩杨树苗。每天早晨起来，她们就来到苗圃，扒扒土，看看发芽了没有，出土了没有。有时一天要去好几趟。过了六七天，青葱葱的小树苗纷纷出土了。她们又是间苗、除草，又是追肥、浇水，越干越高兴。

    有一天，苗子长到一尺多高了，一个青年妇女因为社里老不给工分，有点顶不住了，找到玉兰说：“玉兰姐，俺家七八口子人，还得凭工分吃饭哩！俺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

    玉兰同情地说：“你的情况俺知道。你家人多，就把俺的工分扒给你一些吧！”

    这位青年妇女听了十分感动，说：“玉兰不要工分，咱也不要，坚决造好林！”她们俩的态度，使大伙儿的劲头更足了。树苗长到二尺高的时候，社里才给她们补记了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