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这辈子在政治生涯中先后有4次沉浮。第一次是在1960年冬“整风整社”运动中，受到批斗和审查。第二次是1964年冬的粗线条“四清”中，再次受到审查。第三次是在1967年上半年“文革”中，挨斗挨批，几乎被人害死。第四次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免去省上的所有领导职务，受审查近3年时间。这第四次沉浮时间最长，对“不惑之年”的玉兰，身心上的损害也最深。是的，这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玉兰来说，却是漫长的3年，几乎占了她整个政治生涯的十分之一。我亲身体验到，这近千个日日夜夜，是多么难熬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党中央对青年干部提出了知识化、专业化的新要求。这对没有大学文凭甚至连中学门都没进过，只有几十年一直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经历的玉兰来说，就显得有一定差距了。当时全国许多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纷纷受到降职、下放的对待，甚至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玉兰也做好了下基层的思想准备。我在日记本上，这样记着她对下去说的“私房话”：“俺原来就是农民，还怕下去吗？关键是要思想下。现在有的人，说是下去了，到了地委、县委，就算下去了，实际上还是下不去，俺现在一下，可以下到大队。”

    在这期间，河北省的领导班子先后作了重大变动。1979年3月，中共中央调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到河北工作，任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12月，长期担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调出河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时，原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原广东省委常委李尔重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9年春，中央召开了河北汇报会议。4月6日，玉兰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当晚向我谈到会上的一些情况，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对她的关怀。据我的日记本记载，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等在接见河北代表时，都提到了玉兰。宋任穷说：“我没听到玉兰同志的发言，对年轻人还是要多注意。”王任重说：“还要搞老中青三结合，以后要提拔40岁至50岁的年轻人，不要一说年轻人，就都说不行。玉兰，你身体怎么样？你快40岁了吧，快不是年轻人了。”

吕玉兰陪同谭震林（右三）、乌兰夫（左二）、姬鹏飞（左三）等老革命家在河北参观。右一为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找玉兰谈话，说省上准备让她下去，名曰“锻炼”。

    在这种形势下，对党忠心耿耿的玉兰，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12月1日，她从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兴奋地向我谈起这次开会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内容，为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感到由衷高兴。

    玉兰还谈到了在会上见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形。玉兰向邓大姐的秘书赵炜谈起了她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和思想的情况，谈到了她可能要下去锻炼，问邓大姐有什么指示。因为，玉兰每当到北京开会，总要见见邓大姐、康大姐等几位老领导，向她们汇报工作和请教问题，这次也不例外。赵炜说：“好，我一定向邓大姐汇报。”

    果然，第二天，邓大姐就来找玉兰，高兴地对她说：“听说你要下去锻炼，这也是一种考验，一定要好好干！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写信来。”

    康大姐见到玉兰，同她亲切握手。她向康大姐汇报了自己将要下去锻炼的事，康大姐热情地鼓励说：“下去锻炼一下，过两年再上来嘛！”

    这时，一股莫名其妙的忧愁袭上玉兰的心头。她如实地向康大姐袒露了自己的心情：“能不能再上来，就难说了，咱没有信心啦。因为再有几年，就到女同志的更年期了。”

    康大姐说：“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都老了，以后就看你们的啦，可不能灰心啊！”

    玉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女劳模宝日勒岱，还一起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的家里。玉兰直率豪爽的性格，再一次表现出来，只见她笑着说：“耀邦同志，你不是说我们应该有闯劲啊，俺今天就闯到你家里来了！”

    胡耀邦高兴地说：“好啊！1966年，我听过你的报告，很好嘛！”

    玉兰说：“眼下俺要准备下去了。”

    “中央领导兼职也不怎么多了，以后邓小平也不兼总参谋长了，李先念也不兼副总理了，我也不兼中宣部部长了。下去锻炼好啊！”胡耀邦说。

    “下去，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时候，但也学习最好、进步最快！”玉兰说。
 
    “对，我也是在下去时看点书。”胡耀邦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的家里，这两位劳模在一起亲切交谈、互相鼓励。倪志福说：“玉兰，咱们的腰杆子还要继续硬下去，敢说敢当、敢想敢干才行啊！”

倪志福与吕玉兰一家合影，自左至右为：吕玉兰、小女儿江华、倪志福、大女儿江河、丈夫江山。

    我在东留善固采访时，原村党支部书记孙文德还介绍了玉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次回村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1979年3月，玉兰主持了村党支部会，为全村所有的“四类分子”（注：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并为他们的子女改了出身。这年10月，在玉兰的主持下，村党支部经报公社党委、县委批准，为村上所有的历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恢复了党籍和名誉，有的重新当了干部。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建文深有感慨地对我说：“玉兰敢于批评人，但不整人。她当干部这多少年，从来没有直接处理过一个人。这次恢复党籍的人中，有的当年曾反对过她，也不是她处理的，她照样按政策落实，你看她的胸怀有多宽！”

    然而，当河北省委决定让玉兰从省上到县上工作时，她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和震动。1980年11月3日傍晚，天空阴沉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玉兰从省委大院回到家里，脸上失去了平日那红润的光彩和生动的脸形，没有血色，没有表情，像傻了一样。她晚饭也不吃，就进了卧室，躺在床上。我见她神情沮丧，赶忙问她：“玉兰，怎么了？”

    “八大问题——，八大问题——，”说着说着，两行热泪从她脸上滚了下来，“省委讲有人告状，说俺有‘八大问题’，还说问题很严重，是什么问题也不给俺讲，还要进一步审查。有的人长期专门搞诬告，啥事干不出来？万一俺回家当农民，或是进监狱，你和孩子咋办？”

    我听了，不觉心中一沉：“玉兰是个直性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可不能让她出什么岔子。”于是，我就极力安慰她：“我们要相信党组织，早晚会实事求是地把你的问题弄清楚。就是一时委屈了你，当农民、进监狱，我负责带两孩子，一定经常去看你。”我还给玉兰讲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等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一时受过委屈，有的被免职或审查，甚至被关进自己的监狱，仍然坚持革命的故事。

    我们一会儿谈，一会儿哭，整整谈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她一直紧紧地偎依在我的胸前，是那么近，那么亲，至今难以忘怀。

    几天后，我看到了由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于1980年12月6日发出的题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关于吕玉兰同志免职的通知》，全文如下：“各地委，石家庄、唐山市委，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各直属单位党组，省政协党组，省法院、检察院党组，省各人民团体党组：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吕玉兰同志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常委职务，下放锻炼。”

    当我提笔写玉兰被免职和审查这段往事的时候，我的心不禁又在发颤。我真不愿意再重述这所谓的“八大问题”。比如，说什么玉兰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打死了人”，“参加过武斗”。又比如，说她的父亲“出身富农”，祖父、几位伯父是“被抗日政府枪毙”的，等等。这些问题，已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曾一再被诬告并接受审查过多少回，如今又翻了出来。

    在思想上经历了一番激烈震动之后，玉兰要我跟她一块儿写申诉材料，也可以说是辩解吧！也可以说是申冤吧！由玉兰口述，我整理的这些申诉材料，长达几万字，我至今仍保留着。玉兰当时曾这样对我解释为什么要写这些材料：“不管怎么说，这也属于党组织对自己的审查，俺要好好地向他们说清情况，争取早日把它结束了。”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与玉兰的愿望大相径庭。

    玉兰向我谈到，写这些诬告材料的人，主要是村里当年反对过她的少数几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后来，又听说县上有个别人也参与了此事，据说主要是那个曾是省委造反派头头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玉兰曾批评过他，他怀恨在心，于是借机报复。最为恶劣的是，此人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竟冒充县委5名领导联合签名，诬告玉兰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一回，调查人员把这份材料让玉兰核实，她一看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县上的5名领导联合签名，因为这份材料的笔迹和五人署名的笔迹完全一模一样，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职务上的被罢免，特别是政治上的受审查，使玉兰身心受到巨大的压力和刺激。“八大问题”像毒箭一样，深深地刺进了玉兰的心里。然而，她当时背着“八大问题”的“大黑锅”，还要负重前行去正定县委工作，还去河北农大学习，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我记得，那几年，玉兰在家里，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有时牢骚满腹，反映出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我记得，玉兰每次从河北农大回来，顾不得看看自己的母亲，顾不得看看自己的女儿，总是首先急急忙忙地到省委大院去，一个个地找省委领导语不厌详地汇报自己的情况，一遍遍地找调查人员提供申诉材料和各种调查线索，希望她们早日能把所谓的“八大问题”弄清楚。她不仅要洗刷自己的冤屈，更重要的是要让组织上早点弄清楚一个干部的真相，这样才好站出来工作。她说：“有人对俺说，你别管这些问题了，只管去好好工作和学习吧！那怎么行哩？俺这‘八大问题’不弄清楚，怎么能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和学习啊？俺真想大干一场，可这‘八大问题’压得俺头都抬不起来。没有取得党组织的信任，俺心里不舒畅啊！”

    我还记得，玉兰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这些材料，有时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件事或一句话。她白天想这些事，晚上也想这些事。有好几次，她睡着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要我给她写材料，自己边说边哭。

    我忘不了，那次吃晚饭的时候，她突然说起了“八大问题”，我们都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流起泪来。后来，她就给我说起了有关情况，让我整理材料。已经深夜12点了，她还在说着……凌晨两点了，她还在说着……已经东方发白了，她还在说着……她仿佛想用一夜时间，就把“八大问题”都说清楚，立即让组织上彻底闹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