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玉兰的多年共同生活使我感到，作为女干部的她，工作和生活的艰难，要比男同志付出的更多。玉兰从1955年到1974年的20年间，一直坚持晚婚，没有成家，所以家庭负担较少，可以说把自己的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党的工作。但是，她在1974年成为我的妻子后，不久就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她父母的年事已高。这样，她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当好省委书记，还要尽到家庭主妇的职责，真是难以两全其美呀！她曾经几次对我说：“江山啊，担负领导工作，使俺没照顾好孩子和你，也没有照顾好爹娘。俺不是好母亲、好妻子，也不是爹娘的好女儿。”

    不，我要说：“玉兰，你是我的好妻子，你是父母的好女儿。”

    玉兰对老人是那样的尊敬和感念，曾多次跟我深情地谈起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她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等女英雄的故事，经常教育她要热爱祖国、热爱劳动，长大后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并从小就带她下地劳动。母亲多次对她讲，对人要心眼好。母亲的热心助人、和睦邻里和为人诚实的言行，对她影响很大。

    尤其使玉兰难以忘怀的是父母亲多年来支持她工作的情形。从她当干部后，老人曾埋怨过她光是一心工作，不管家务事，不干家里活；曾埋怨过她因坚持原则，得罪了邻里乡亲；也曾埋怨过她常常拿着家里的财物，去补贴外出开会。但是，当她给两位老人做通思想工作后，他们总是积极支持女儿的工作：为了让她随时能骑自行车去公社和县上开会，父亲学会了修自行车，而且在她每次出门前都给车打足了气；几十年来，上级领导部门和外地有关单位，一批批数也数不清的同志，先后到东留善固办事，父母亲总是热情地给予接待，递烟倒茶，忙个不停，需要的还管吃管住，晚上给烧好洗脚水……

    父母亲不仅支持玉兰当干部，而且要求她当个好干部，特别是要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玉兰曾对我说：“俺在村里任职后，爹一再叮嘱俺，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能为个人谋私利。有时，爹变卖点家里的农副产品，或者卖点棉套子什么的，给俺弄点开会的路费，而绝不让俺去沾集体的一点光。后来，俺到县上、省上工作，有的亲戚、朋友就带些礼品上门，托爹说情，让俺给他们办上大学、转户口或找工作等‘走后门'的事。对这，爹的态度一直很鲜明，一概将礼品退回，还要好言相劝。”

吕玉兰、江山夫妇，和吕玉兰父母吕天聪、谈庆田合影。

    玉兰对老人是那样的孝敬，在生活上百般关心和体贴。凡是见过玉兰母亲的人，无不对这位老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身体瘦弱，腰弯背驼，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为了照顾好母亲，玉兰总是把鸡蛋让给母亲吃，自己却舍不得吃。她一次又一次地及时把母亲送进医院治疗，让母亲得以长寿。有一回，她听说母亲病重，连夜奔波数百里，从石家庄赶到临西家中，找来医生进行抢救，使母亲转危为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玉兰母亲由于体弱多病，差不多每年都要住医院进行治疗，有时一年要住好几次。1983年4月，玉兰母亲肠炎复发，病情又严重起来。当时，从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回到石家庄参加省人代会的玉兰，决定再次送母亲住院。

    那是4月29日上午，我两手抱着老人，玉兰拿着零用东西，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前往河北省人民医院。中间，要转一次车。我抱着老人，坐车，等车，先后有一个多小时。本来，母亲很瘦，体重挺轻，可这时她穿着棉衣，抱起来很不顺手。她看我抱着她，一个劲地喘气，挺费劲的样子，轻轻地说：“把俺放下吧！俺能走。”我说：“没事，我能抱得动。”她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就睁开眼，看着我，问：“小妮儿谁带呢？她这两天，也不得劲，晚上还老蹬被子，别感冒了。”我安慰她：“由我妹妹帮着带几天，你就放心吧！”

    在省医院上班的玉兰妹妹玉霞，已联系好了母亲住院的病床，我们来到省医院，便立即将玉兰母亲送进了病房。这次，玉兰母亲由于肠炎同时并发肺心病，病情很快恶化，第二天心脏就出现衰竭。医院的医生、护士，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由于长期百病缠身，身体已极度衰弱，再加上这次数病并发，玉兰母亲不幸于1983年5月3日上午病逝，享年69岁。

    对母亲怀有深厚感情的玉兰，常常向我和女儿忆及老人的情况，表达自己不尽的思念之情。那一次，在玉兰母亲的周年祭日，玉兰在她的遗像前恭敬地摆上了一盘饺子，这样对我和两个女儿，谈起她母亲对自己的关怀：“三年困难时期，娘为了重点保俺，常常蒸一碗瓜片，或馏一个窝窝，或烙一把花生仁，或煮一个鸡蛋，放在炕头上，等俺晚上开完会，回家来吃。可是，娘自己呢，却是啥也舍不得吃。1970年，娘有病，请邢台的医生看，医生诊断是慢性肠炎，还有营养不良，让每天保证吃两个鸡蛋，再吃点药，就会慢慢好的。娘这么吃了一个月，身体大有好转。后来，娘的身体又不太好。复查时，医生问她：‘吃鸡蛋了没有？’她说：‘吃了几个，就不吃了。’医生说：‘主要是营养不良，你还得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到这个时候，娘还是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特别是俺到省上，娘又帮着照看小妮儿，连油条、鸡蛋都舍不得吃。”

    玉兰在说到她母亲这一辈子的命运时，这样说：“想想俺娘过去过的那种苦日子，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为支持俺的工作，费心操劳，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的路。真没想到，到了1980年，又从天上掉下一块大黑石头，砸到了俺身上，栽在了俺头上，硬说俺有‘八大问题’。这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俺喘不过气来。整整3年时间啊！为这，俺娘担惊受怕，连气加病，最后这次住院，只住了4天，就离开了人世。娘临住院前，已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还要使劲地坐起来，从褥子底下找出平时省下的零用钱，要留给俺们，这都是因为钱太紧呀！娘的丧事，只用了200块砖，埋在了俺们村北树林的公墓里。娘这一辈子，只灌了一肚子苦水，啥福也没享。当时，俺只会笑，不会哭，像傻子一样。娘呀，你养育了俺几十年，俺报答了你啥呢！俺真对不住你啊！”

    有谁懂得这份深情，不会心碎呢？

    然而更为令人揪心的是在玉兰当干部以来，曾经在政治生活中“四上四下”。这对玉兰的父母，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刺激呀！特别是最后的这一次，我亲眼看到，玉兰父母常常流露出的那种担忧、揪心、愤懑而又不屈的复杂心情。

    那是1980年11月，玉兰被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等所有的领导职务，下放正定县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玉兰考虑到玉兰母亲在石家庄带孩子，就劝玉兰父亲也留在石家庄，可他坚决要回村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俺不愿留在城里吃闲饭。”这时，东留善固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玉兰的父亲和母亲，分到了几亩地，就由他一人耕种。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玉兰父亲亲手种的200多棵棉花苗，已经长到几寸高了，竟然在一夜之间，全被人拔光。他喜欢种西瓜，栽了130多棵，经过精心培育，结出了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瓜。突然，在一天中午，也全部被人偷去。他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小瓜和瓜秧，统统拔掉了。至于种种的冷言冷语、讽刺挖苦、造谣诬蔑，他都得往自己的肚里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留在农村劳动。

    期间，玉兰父亲曾几次来到石家庄，向玉兰、玉霞和我，诉说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那天傍晚，我在会客室里写稿子，只见玉兰父亲又在向玉兰、玉霞谈起他在农村的遭遇。在他那低低的话语声中，不时发出叹息声、哭泣声和怒骂声。当我走进去时，只见他们三人都泪流满面。我气愤地说：“爸爸，是不是又有人又欺负你了？”父亲看到我们又为他的处境和生活担心时，他用粗糙的手背擦了擦眼泪，强打着精神，又极力劝我们放宽心：“没事儿，这点难算个啥？俺能顶住。”

    1984年9月，我们忽然接到一位亲戚从临西县打来的电话，说是在老家的玉兰父亲生病了。当时，玉兰正在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学习。我和玉霞听了，十分震惊，连忙让玉霞回去，把老人接到了石家庄。原来，父亲早就患病在身，肚里都有了腹水，却一直没有告诉我和玉霞，也没有告诉在保定上大学的玉兰，生怕牵挂我们的心，生怕耽误玉兰的学习。

    玉兰一听说父亲患病的消息，急急忙忙从保定回石家庄。从河北省人民医院到省二院、省四院，从石家庄又到位于正定的部队医院，反复地给他检查和诊治。玉兰对父亲很孝顺，不仅为他跑医院、找医生，还为他喂饭、洗脚。父亲想吃啥，玉兰就给他买啥，尽心尽力地伺候他老人家。但不幸的是父亲患的是肝癌晚期的绝症。只见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玉兰焦急得日夜难眠。她一再对我念叨：“俺知道，爹是为俺操劳病的，爹是为俺担心病的。眼下，爹得这病，俺却治不了，俺对不起爹呀！”

    父亲在垂危之际，握着玉兰和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仿佛还有千言万语要讲述，还有千情万结要倾诉。但是，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说话了。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流露着慈祥的目光。此时，玉兰在上年失去母亲之后，仅仅相隔一年半的时间，又要失去父亲，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那样流下来，仿佛把心都淹了。

    1984年10月8日，玉兰父亲终因病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61岁。据玉兰说，他一生没有得过大病，也从来没有住过医院，甚至连针都没有打过一次。然而，他这次从住院到去世，前后竟不到20天时间。

    后来，玉兰和我一道回东留善固。临离开村时，她对我说：“俺爹跟俺从来不说客气话。但看得出来，他欢迎俺回来，不愿叫俺走。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要送俺上车，目送俺的车看不见了才回去。俺觉得，俺爹还活着，还在目送俺外出。”

    玉兰对我父亲江汉生、母亲荆来娣也十分孝顺，曾专门到江苏武进我的老家省亲，也曾几次接公公、婆婆到石家庄小住，陪他们参观。

1985年，江山父亲江汉生（右一）由母亲荆来娣（中）陪同来到石家庄看病，吕玉兰与公公、婆婆合影留念。

    玉兰由于工作繁忙，不能像普通家庭妇女那样带孩子，两个女儿生下来后，竟没有吃过她一口奶。但是，她仍然尽力给予照料、体贴和关怀，尽到了一个慈母的心。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每到夏天，房里免不了有蚊子，她常常深更半夜爬起来为孩子打蚊子。有一回，她带两个女儿外出，居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顶蚊帐，她就让两个女儿睡在蚊帐里，自己睡在外面。她平常抽不出时间来专门为女儿买吃买穿，就利用出差和上班回家的机会，顺路捎带着买点。她没空给女儿做饭，有段时间听说女儿想吃米饭，她就天天在上班时带上饭盒和大米，到机关食堂蒸好米饭，中午再特地送回家来。到了节假日，才能给孩子包顿饺子吃，改善一下生活。我至今还记得，有次玉兰在剁肉馅时，不小心让菜刀切掉了半个指甲，鲜血滴在地上，落了有好几米远。我赶忙给她包扎，劝道：“玉兰，你很少切菜，使不惯刀，就别剁肉馅了。”可她说：“孩子平时吃不好，长得挺瘦，过节让她们补补，俺流点血，没啥。”

暑假期间，吕玉兰、江山夫妇陪两个孩子江河、江华到北京参观，在天安门前合影。

    注意培养女儿好品德、好作风，这是玉兰教育孩子的一个特点。由于经常出门，玉兰同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她就找机会带她们出门，这样既增加了母女之间的接触机会，又使她们增长了见识。玉兰曾带着女儿到过北京的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给她们讲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使她们从小就热爱社会主义；曾带着女儿攀长城，上山海关，下白洋淀，给她们讲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祖国丰富的物产，培养她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曾带着女儿到山东聊城拜访过身残志不残的我国当代优秀青年张海迪，鼓励她们要像张海迪姐姐那样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每逢节假日，她在家里不论是做饭、打扫卫生，还是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总是叫孩子一块儿参加。有一回，我劝阻道：“孩子这么小，别叫她们了。”她说：“人都是从小看大。树立热爱劳动的习惯，从小就要培养。”她看到女儿有啥缺点，总是及时指出，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如孩子们小时候不懂得珍惜粮食，玉兰就给她们讲1943年大灾荒的情景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教育她们永远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有人曾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然而对于我和玉兰来说，它却是爱情的起点。从结婚到玉兰1993年3月31日逝世，在长达近20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俩一直相敬相爱，如胶似漆。我喜欢她的一切。特别是她的思想敏捷、工作泼辣、敢说敢当，令我敬佩。每当她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如她探索的某项工作经验得到了推广，或者她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或者她的某个观点后来被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所印证，我总是由衷地向她表示祝贺：“这回你又对了！”玉兰则常常称赞我为人坦诚、甘于谦让、埋头苦干。每当有人邀请我去采访，她总是很愉快地转告我；每当看到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她总是将这份报纸拿回家来，兴奋地对我说：“嚯，又上了一篇！”每当家里需要弄文舞墨的时候，像给亲朋好友复信，帮助孩子修改作文，玉兰总是说：“大记者，这回看你的啦！”确实，我和玉兰的爱情，首先是从这种相互间的敬慕和信任开始的。

    当时，玉兰担任的领导职务比较多，联系人很广，每到节假日，我们家的会客室里总是坐满了人。开始，她跟人谈话，我在旁边听。有一次，玉兰对我说：“江山，你出去一会儿，我跟这位同志谈点事。”我听了很不自在。可想想，的确不该听。后来，每当玉兰同别人谈话，如果她不提出来让我参加，我总是主动离开。

    这些年来，担负领导工作的她，要经常出门；当记者的我，也常外出采访，我们每年在一起相聚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当我们需要暂时分离时，她总是恋恋不舍地不愿让我出差，可是又无可奈何。她几次在北京开会和参加长时间学习，都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让我去，但了解到我有事不能前往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久别重逢之际，她是那样温情脉脉，仿佛新婚燕尔，同时又深深地叹息：“我们这对正常人却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这样，玉兰对我的爱，就更深更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