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一生勤勉，共写就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1篇，这对当时不清楚选择走哪条路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思想上的指路明灯。李大钊虽笔耕不辍，但却未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也是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小家庭。这一事实可以从其女李星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她在《回忆父亲李大钊》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本期《红色家书》，摘选了《狱中自述》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