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留心妇女解放问题。因为他认为，如果妇女不解放，社会就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他写的《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许多文章，为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他对妇女的尊重，不仅在理论上，更在他对身边女性的真诚关怀和爱护上。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妻子赵纫兰相敬相爱的故事。他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的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其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社会上有不少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仇视他，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

    李大钊从小孤苦伶仃。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说的：“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从孩童之时起，李大钊就得到了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兰姐的关心。成婚之后的最初几年，他在妻子那里感受到更多的是姐弟之情，甚至是他一直渴望而无从得到的慈母之爱。

    后来跟李大钊接触过的人回忆起他的性格时，大多说他温厚和蔼，平易近人，也有人说到他在个别场合发怒或与人争执。这表明祖父李如珍热心的性格中难免的暴躁遗传给了他；而他之所以能在大多数场合表现出良好的性格和耐心，把急躁的一面控制到几乎没有丝毫流露的程度，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学识的积累陶冶，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可能来自妻子的温柔体贴对他的影响。除此之外，青年时期的李大钊还领略到妻子担起家庭顶梁重担时的勇气和信心，处理家内外事务时的聪明干练，决定大事、助夫游学时的识见和果决。李大钊中学毕业后，考中了设在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他上学全是自费，花费很大，全靠夫人赵纫兰辛勤持家挣钱支付。而在成年之后，他又进一步体认到妻子长期承受分离之苦、担负繁重家务，同时又时常处于为他的安全担忧状态中的坚韧性格。

    李大钊正是从自己妻子的身上发现了女子的“平和、优美、慈爱”；也正是从自己的夫妻生活体验中认识到，一个和睦的家庭，决不能缺少具有这些良好性格的主妇。这是他一旦注意到妇女问题后，便不遗余力地去加以探讨、呼吁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1925年的3月8日，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庆祝自己战斗的节日和检阅自己力量的节日。李大钊和党的妇女干部多次研究、精心安排了这次纪念会。李大钊亲自赶来参加，还把自己的大女儿星华带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集会。这样，李大钊是会场上唯一的男子，李星华是唯一的孩子。

    这天的李大钊，特别兴奋。晚上，他把妻子和女儿叫到一块，专门详细地给她们介绍了“三八”节的来历和意义，指出了今天这个会是中国妇女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意义特别重大。他和夫人一起回顾了中国妇女受压迫、遭凌辱的悲惨遭遇。最后，他深情地摸着女儿的头说：“你们这一代比起你们母亲他们来好多了!但是离妇女的彻底解放还差得远呢!将来的女孩子，比你们今天的境遇一定还要好得多啊!”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多次受到敌人的迫害。1933年4月，由地下党秘密组织及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亲属出面，为李大钊在香山万安公墓举行了公葬。赵纫兰参加了公葬仪式。由于过分悲痛，辛劳过度，赵纫兰于同年5月病故。

    （摘自《作风百典》，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