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是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五十三周年。
大钊同志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道德、学问和文章为举世景仰，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我国的一代先进青年。他的名字永远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铭刻在中国人民心里。
大钊同志光辉一生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坚守战斗岗位；他身陷囹圄，仍关心着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把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和绞刑架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从容就义，为党献身。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一）
李大钊同志长期战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北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北方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五卅”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敌人一直把李大钊同志视为“心腹大患”，多次下令通缉他。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段祺瑞反动政府即下达紧急令，再次通缉大钊同志。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一九二六年三月底大钊同志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从大钊同志迁入东交民巷到被捕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为了破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和逮捕大钊同志，绞尽脑汁，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一、派遣特务监视行动。大钊同志住进苏联大使馆旁旧俄兵营不久，敌人的特务就伪装成人力车夫，天天在兵营门口窥视。凡是从兵营出来的人，他们就跟踪盯梢，直至拷问逮捕。在大钊同志那里负责交通工作的阎振山同志和到市内买菜的工友张全印同志，都是这样被捕的。
二、派暗探打入内部。尽管敌人监视、逮捕，但他们对兵营内部的详情还未弄清，于是他们就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装打入内部。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这几名暗探在旧俄兵营中“经过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１日北京《晨报》，第二版）
三、收买叛徒。北洋反动政府的“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经过所谓的“多方劝导”使曾在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李渤海（因散发传单被捕）叛变投敌。李渤海出卖了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同志，他“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后来“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六期）
一九二七年春，国内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抵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均遭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可是，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向工农开刀；奉系和直系军阀，除拼命抵抗北伐军外，在他们盘踞的北方则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捕革命者，疯狂进行迫害。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先是杀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李大钊同志。
根据帝国主义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于是“安国军”（此时奉军称安国军作者）总部派人先找荷兰公使欧登科（当时任公使团团长），接着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最后经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会议讨论，默许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搜捕李大钊同志等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的三百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为记，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半进入东交民巷，其头子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他们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就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关于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搜捕李大钊的情况，请见《国闻周报》四卷十五期《俄使馆党案始末》。亦可见《东方杂志》二十四卷十二号《时事日志》）
四月六日正是清明节，天气非常温和，大钊夫人领小女儿炎华去兵营那边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大钊同志在里间屋里伏案写字。突然外边响起了尖厉的枪声，星华有些惊慌，大钊同志镇定自若，安慰女儿道：“没有什么，不要怕。”他领着星华来到院里，进入一间僻静的小屋。不久，一群如狼似虎的宪兵、侦探和警察蜂拥入内，并带来了几天前被捕的阎振山同志。一个侦探指着大钊同志问阎振山：“你认识他不？”这位经过党培养教育的老工人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那个反动派的爪牙说：“你不认识？我可以认识他呢！”于是，大钊同志以及他的夫人、两个女儿落入了反动派的魔爪。同时被捕的共有六十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的人。
一九二六年六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关入京以后，北方的局势日趋恶化，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国民党领袖贪生怕死，纷纷弃职南下。我党为了保存干部，也将部分同志调离北京。李大钊同志象一棵挺拔的苍松，在凛冽的风雪中傲立着。他毫不恐慌畏惧，坚守战斗岗位，继续领导着北方的革命斗争。许多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要离开北京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他的夫人为他担心，多次劝他暂避一下。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在大钊同志被捕前夕，杨度（曾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第一名，后来思想转变，同情革命，更后还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无意中从北洋政府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敌人的阴谋，急忙“回到家中时，满屋子都是客人，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在内”。杨度留下了胡鄂公，待客人走光后，把这一惊人消息告诉了胡。“他们赶忙把这消息通知俄营中党人”。（陶菊隐：《北京党狱》，载《六君子传》。中华书局１９４６年２月初版，３７０－３７１页）形势尽管如此险恶，李大钊同志仍然坚守在战斗的岗位上。
（二）
大钊同志铮铮铁骨，一片丹心，在狱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敌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折磨大钊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大钊同志坚贞不屈，没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没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他在狱中写的《自述》，反映了他的坚定的革命原则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字里行间洋溢着他献身于革命，谋求民族解放的志向。通篇《自述》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的，根本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在《自述》中还巧妙地、不失原则地回答了敌人提出的关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等有关问题。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青年，以保存革命力量，大钊同志在《自述》中还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舍己救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
大钊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方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是在他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他被捕后，北方铁路工人曾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营救大钊同志。这个计划通过党组织传到狱中后，大钊同志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他不愿工人同志做无益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再遭受损失，因此不同意这个行动。党组织接受了大钊同志的意见，取消了劫狱的计划。（见《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载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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