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月4日十多个学校的学生上街，以及章宗祥在位于赵家楼的曹汝霖家里被打得“头盖上露骨”，警察总监吴炳湘下令抓捕没有来得及走掉的32名学生，“亿万”在文章中有翔实介绍，此处从略。

    关于“四日事件”爆发后政府方面的反应，“亿万”在文章中写道：“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商民听了更是愤愤不平。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把大学学生所有的举动，归到蔡校长一人身上。这里头自然免不掉那纲常名教派的人从中鼓励。国务会议时，钱对傅说：‘你说蔡的地位不能摇动，那么蔡死了又怎幺样？’于是外间盛传某上将已调廊房某军进京，已向政府提出以马其昶为大学校长。”

    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徐世昌，内阁总理是钱能训，教育总长是傅增湘，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和他们的安福系手里，“亿万”所谓的“亲日主战派”，指的就是当时的“参战督办”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某上将”就是段祺瑞的上将参谋长徐树铮。段祺瑞的安徽同乡马其昶是孔教会会长，也就是所谓“纲常名教派”的代表人物。

    与“亿万”的说法相印证，日本政府在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

    按照“亿万”的介绍，在“四日事件”中煽动北京市民的，主要是研究系的林长民以及林长民背后的梁启超等人；直接影响学生及学界的，主要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遭到中国民间强烈抗议的日本政府，最为关注的并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更不是主编《每周评论》的陈独秀，而是研究系方面的“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

    但是，上述材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及《每周评论》无所作为。早在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第5号发表《除三害》，其中认为中国如果不除去军人、官僚、政客，政治上就没有清宁的日子。要想除去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

    5月4日当天，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第20号发表随感录《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中国的南方政府与北方政府之间的上海和会，与巴黎的国际和会一样是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5月7日，陈独秀给南下上海迎接杜威并且会见孙中山的胡适写信，介绍了北京的政治形势：“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进而还预测了政府当局将要采取的行动：“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五、梁漱溟的法律常识

    与罗家伦和陈独秀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讲师、前司法部秘书梁漱溟，基于法律常识对于青年学生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私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公开质疑：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同样是提倡牺牲精神，梁漱溟说的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从事爱国活动；陈独秀说的是直接到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外去从事国民运动。这一点在陈独秀6月11日晚上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有着更加集中的表现。陈独秀并没有公开征求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北京市民的意见，就擅自代表北京市民的公共名义，要求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要求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要求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来自行组织。这样的政治表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的打、砸、抢、烧一样，在精神是与“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一脉相承的。胡适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陈独秀，反而帮助他翻译《北京市民宣言》，足以证明他当年对于欧美宪政民主制度和法律常识的理解，也同样处于幼稚阶段。

    1925年8月10日，周作人也在自己编辑的《语丝》周刊发表《代快邮——致万羽的信》，反思五四运动说：“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文载《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3期。录入张耀杰著《民国底色：政学两界人和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