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又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了。赵恒惕利用“湖南自治”运动图谋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拥护自治，主张中国成为“联省自治国家”。可是当他一得到了政权之后，他用极大的力量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总而言之，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地鼓吹这些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着去捣毁湖南省议会，因为在那里，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所指派的地主豪绅们。这一次捣毁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胡说八道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除下了。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看做湖南的一件大案子，统治者们都惊慌了。可是，当赵恒惕夺得政权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着的主张。特别是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一九二○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企图在这一次会上，举起红旗，可是军警禁止没有能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组织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并不听从。军警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的讲堂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从这次以后，我慢慢地信服了只有经由群众的行动而得到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一九二○年，我第一次干工人政治组织，在这方面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从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年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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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是因为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象共产党的那一种组织。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年马麟--第三国际的一个很有力的长于煽动的代表--来到上海，布置和中国党的联系。以后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差不多在同时候，一群中国学生，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想起了中国共产党到目前还不过是十六岁的青年，那么它的成绩实在不能算少了。因为除了苏联以外，它是全世界共产党中最强有力的。而且除了苏联以外，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夸赞着有它自己的强大的武装队伍。

　　这是又一个晚上，毛氏继续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我对于这方面的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着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别的人是：张国焘（6）[1938年春季，张国焘从陕甘宁边区逃走，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反动派，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包惠僧和周佛海（7）[周不久即脱党，成为国民党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是大汉奸。]。我们总共是十二个。那一年的十月，共产党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在别的省份和城市里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会有陈独秀、张国焘、杨民哉（译音）、谭平山、陈公博（现任国民党官吏）（8）[不久即俄党，成为国民党官僚，抗日战争时期投降日本，是大汉奸。]、刘燕青（译音）、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9）[不久即脱党，以后属于国民党右派。]、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枪决）、李达、李森（译音）等。在湖北的党员有项英、恽代英、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学校主席）、许白吴、施洋。在山西的党员有高崇武（译音）（10）[即高君武。]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11）[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别的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枪杀）、王精美（译音）和邓恩明（译音）（12）[即王烬美、邓恩铭。]是山东省委的发起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的工人学生们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和在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在发起人中唯一的中国女子）。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过了一些时候，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别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时是书记--已经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包括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等。那年冬天开始了猛烈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而在农民中做的很少。大的矿厂大部分工人被组织起来了，而学生几乎全数被组织了。……

　　（摘自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四章）